河南科技大学开元乾元乾元重宝简史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17日 15:28:02 10 0

乾元重宝简史

作者古泉文库

2015年，我们受邀来到吉田昭二先生的家中，所见不论是藏书还是藏泉，都令人惊叹不已，几张照片已然表明一切，而这些都仅仅是他收藏一角，吉田先生倾一生之精力、财力，全身心投入对古钱币的研究和收藏，令人赞叹不已！

以上图源天眷堂

乾元重宝简史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海内承平已久的大唐帝国遭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率部卒十五万之众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企图取唐以代之。由于这场叛乱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故在历史上被称为安史之乱。 这场长达七年两个月的空前浩劫，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

唐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安禄山占领洛阳。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相持后，安禄山军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攻陷潼关后长驱直入剑指长安，唐玄宗出逃幸蜀途中遭遇马嵬之变 ，六军将士鼓噪，杀死杨国忠等人，并逼玄宗缢杀杨贵妃。之后长安失陷，储君李亨逃亡，唐王朝到了最危急的关口。

天宝十五年七月，李亨在武灵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至德，成为唐朝第七位皇帝，庙号肃宗。自安禄山起兵以来，大唐帝国危机重重，军事上屡屡遭遇失败，财政支绌难以为继，举国上下一片凋零。

至德二年（757年），唐将郭子仪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于第二年改年号乾元。为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唐肃宗听取御史中丞兼任铸钱使第五琦①改铸新钱的建议 “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例” “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正式铸行乾元重宝钱，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的比值并行流通。乾元重宝是中国最早以“重宝”宝文的钱币。 “重宝”一词用在乾元钱上，或许是因其重量与币值均大于当时流通的开元通宝而言。

这种乾元重宝当十新钱直径26—30毫米，重6—10克，每缗（千枚曰缗）重十斤（5千克）。乾元重宝的重量只是开元钱的2—2.5倍，却以10倍的价格流通，在短时间内确实起到了回笼物资、增加国库收入的作用，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供应前方庞大的军费支出。

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唐王朝无力应对庞大军事开支的重压，国家财政几临崩溃。财政大臣第五琦饮鸩止渴，在朝野一片非议中下令绛州各炉铸造乾元重宝当五十大钱，面文乾元重宝，背外郭重轮，又称重棱钱，俗称重轮大钱。 重轮大钱初铸直径大约35毫米，重20克左右，每缗重二十斤（10千克），对开元通宝的比值高达一当五十，但其重量仅为开元通宝钱的4—5倍。以开元通宝五枚可私铸一枚重轮大钱，利润十倍，于是违禁私铸者众多，“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

乾元重宝与重轮大钱这类虚值货币在市面流通，导致足值的开元通宝退出流通领域，市面屡见物价腾踊、民不聊生、饿馑相望的悲惨情况。上元元年（760年），斗米七千钱，比战前两百钱一石的米价高了三四百倍。《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 私铸猖獗，仅京兆一地因私铸犯罪致死的就有八百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推行虚值大钱的结果只能导致经济环境继续恶化，最终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

上元元年，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①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上任后，刘晏调整货币政策，调高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当十、重轮大钱的比值，将开元通宝增为当十钱，把重轮大钱减作一当三十。如是，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当十同样成为以一当十的虚值大钱。我们现在所见小平钱大小的乾元重宝重轮钱，应为宝应元年（762年）改变币值后所铸 。

唐代宗宝应元年，刘晏再次调整兑换比值，将乾元重宝改为以一当二，重轮大钱以一当三。按重量来说，基本上恢复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与重轮大钱的实际比值。元载②任宰相后，规定大小钱皆以一当一，平价流通，特意将乾元重宝当十、乾元重轮大钱的兑换比值压到低于这两种钱的实际价值。 最终无论是当十乾元重宝还是当五十的重轮大钱，都不得不改变币值，跌至与开元钱相同的比值，失去了作为大钱的意义。

元载的目的是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统一币值，将“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小平钱等值流通，迫使乾元重宝当十、乾元重轮大钱这两种虚值大钱自然地退出流通领域，以达到稳定通货、恢复物价的效果。但实际上，物价并未因此而迅速平抑，私铸仍在继续，对象则由乾元大钱转移到乾元重宝小平。

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开始铸行，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停止流通，乾元重宝仅发行短短五年时间，但从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看，乾元重宝的发行量非常大，其发行过程与安史之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目前所见实物来看，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钱一直存在并用现象，直至会昌年间（840—846年），一些地方还在铸行乾元重宝。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南楚也都铸过乾元重宝钱。

①第五琦（712—782），长安人，字禹珪。安禄山反叛时，任北海郡的录事参军，后破贼，使蜀地，谒玄宗。奏请食盐专卖，升任户部侍郎，掌管天下财政，提议发行乾元重宝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掌管唐财政十余年，但由于发行乾元钱，招致物价暴涨，饱受内外非议，被贬为地方官。

①刘晏（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东明）人。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历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使、铸钱使和盐铁使等官职，他实施了改革榷盐、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中元年（780年），由于遭到杨炎的谗言陷害，被敕自尽，享年六十五岁。

②元载（713—777），本姓景，字公辅，凤翔府岐山县（今陕西宝鸡岐山）人。元载出身寒微，天宝初年进士，任洪州刺史、户部侍郎、度支郎中、诸道盐铁转运使。唐代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册封许昌县子，成为宰相。后因独揽朝政、排除异己、专权跋扈，引起唐代宗的厌恶。大历十二年（777年），被逮捕坐罪赐死。

图源胡溢

图源汪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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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尚玉平：新疆再次发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有何意义？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乌鲁木齐4月29日电题：新疆再次发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有何意义？

——专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考古项目负责人尚玉平

作者苟继鹏

千余年前，出生于中原的唐代世家大族子弟李重晖，因“倾慕班超之志”而远赴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守卫疆土，最终长眠于火焰山脚下。2024年，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考古发现的一方唐代墓志，记载了这位西州都督府长史的传奇一生。这是新疆又一次发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也反映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西州地方政权机构和官员值守西域的历史细节。

新疆何以再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近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考古项目负责人尚玉平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李重晖墓葬是如何被发现的，其墓志所载内容主要有哪些？

尚玉平： 2024年，我们在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共发掘出唐代墓葬3座，通过墓志所载内容，确定其中一座是唐代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之墓。这是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再次发现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

李重晖墓志出土于巴达木东墓群M16墓后室，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志盖为盝顶形，四侧绘祥云图案。志石为方形，边长60厘米，厚13厘米，竖排右起阴刻楷书19行580字，首题“唐故西州都督府长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

墓志的铭文详细介绍了李重晖的生平履历。他生于唐神龙二年(706年)，卒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享年83岁，曾任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正五品上)等职。

此外，墓志还载：“属以国门东殂，海塞西遥，守境既彰于白展，领域又盛于昆仑。”意即西州与朝廷联系受阻，远在西域的将士依然坚守大唐的疆土。白展即今吐鲁番鄯善县。

李重晖出身关陇贵族，却“倾慕班超之志”，不愿借家族荣光谋求安逸，把建功边疆作为自己的志向。李重晖祖父李檀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赠尚书左仆射”，《新唐书》记载李檀封爵“敦煌公”。父亲李谨为“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堂兄李泌在唐德宗时更是官居宰相。可谓家世显赫，贵胄之后。

巴达木东墓群M16墓出土的李重晖墓志。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发现李重晖墓的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近年来考古发掘还有何重要收获？

尚玉平：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村东南2公里，西距吐鲁番市45公里，东距鄯善吐峪沟石窟9.5公里，北面正对火焰山。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巴达木东墓群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子项目。

巴达木东墓群已先后发现两任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程奂墓，唐廉公墓及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等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不仅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也展现出西州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2024年4月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对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7座，其中晋十六国时期墓葬4座、唐代墓葬3座，尤以3座唐代墓葬的发现最为重要。

3座唐墓共出土各类文物132件(组)。以彩绘泥俑为大宗，有镇墓兽、武士俑、生肖俑、文官俑、仕女俑及马、牛、羊等动物俑，多置于墓室或东西耳室内。另有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花卉纹蚌壳、银平脱葵形漆盒、白瓷碗、三系绿釉陶壶、四系青釉罐、骨骰子、玉开元通宝、铜下颌托等，均属新疆地区首次发现。

除此之外，还出土数量众多的钱币，如乾元重宝、突骑施钱币、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等。这些文物的出土，既可确定3座唐墓为高等级墓葬，也实证了西州在古丝绸之路中地位的重要。

巴达木东墓群唐墓中出土的乾元重宝。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李重晖墓志印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

尚玉平：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王朝平定高昌，在吐鲁番盆地推行州县制，设置西州都督府，下辖五县。一系列唐制的施行，使西州与中原各州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

从李重晖早期官职晋升的连贯性可以看出，当时西州的行政秩序良好，社会相对平稳，各项事务有序开展。“安史之乱”后，西域兵力空虚，吐蕃趁势而入，河、陇相继失守，使得西域与唐王朝朝廷失去联系，成为“飞地”，李重晖仕途后期就处于这一特殊时期。

通过分析其墓志可以看出，虽然经历“安史之乱”，吐蕃趁虚而入，河、陇失守，唐朝廷与西域处于失联状态，但唐王朝的年号制度、职官制度、丧葬制度在这一时期的西州依旧施行，唐王朝对西域的管治依然存在和有效，并未中断，李重晖也未改其“倾慕班超之志”初心。

李重晖墓为双室土洞墓，在新疆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公开资料显示，双室土洞墓仅发现三座，主要分布在长安、洛阳一带，多为京城权贵。此次发现双室土洞墓，体现了厚葬之风在西州盛行，更为重要的是唐西州高级别官员，尊崇唐代的礼仪制度，执行唐廷的律令。

李重晖墓考古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高昌麹氏王朝，以其地置西昌州，不久改名西州。西州在古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如何？

尚玉平： 作为唐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西州治所位于高昌故城(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地处天山山脉南麓的绿洲地带，扼守天山南北通道的核心位置。该地不仅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中亚、西亚与中原的重要节点。其特殊的地理条件为长途商队提供了补给条件，成为丝路贸易的天然中转站。

作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区域，西州不仅是中原商品西运的集散地，也是西域特产输入中原的关键枢纽。其贸易辐射范围覆盖今新疆东部及中亚部分地区，加速了中原与西域的物资交换和文化融合。

巴达木东墓群出土的大量钱币，既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在当地流通的主体货币，也有突骑施钱、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等外来货币，是西州在古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证明。(完)

受访者简介：

尚玉平。受访者供图

尚玉平，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长期致力于新疆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及文物保利用研究，发表研究文章20余篇。作为巴达木东墓群考古项目负责人，他主持发掘了唐代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北庭副都护程奂等高等级官员墓葬，通过墓志内容揭示了唐代边疆官员的仕途轨迹及西域行政制度与中原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