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将家科技一天能供应武汉2000吨菜！这个地方种菜为什么这么牛？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24日 22:36:01 15 0

一天能供应武汉2000吨菜！这个地方种菜为什么这么牛？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了控制疫情蔓延，武汉封城，举国驰援。为保障武汉蔬菜市场供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位于山东省潍坊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连夜采摘，每天向武汉供应600吨质优价廉的新鲜蔬菜，为武汉市民正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全国“菜篮子”安全供应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而随着节后蔬菜供应量的增加和交通物流能力的恢复，寿光可调运武汉的蔬菜日供应能力，已由600吨提升至2000吨以上。

2000吨是什么概念？

按照一棵大白菜重量2千克来计算的话，2000吨大白菜就是100万棵。武汉市江岸区的常住人口约100万，2000吨大白菜可以每人分配一棵……

按照一根黄瓜重量300克来计算的话，2000吨黄瓜就超过了666万根。武汉市常住人口约1100万，如果每人分配1根的话，超过半数的武汉市民都能吃到寿光的黄瓜。

网友纷纷点赞寿光。

寿光种菜到底有多厉害？

有“中国蔬菜之乡”之称的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一年四季向全国供应新鲜蔬菜，并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委内瑞拉等国家。寿光常年蔬菜交易品种300余种，年交易额超过百亿元，目前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荷兰的兰辛格兰、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并称为“世界四大蔬菜区域优势中心”。

鲜为人知的是，寿光除了第一产业蜚声遐迩外，第二产业同样蓬勃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声有色。在中国县域经济中，这样一二三产业能够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前，寿光一穷二白，既没有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又缺乏丰厚的矿产资源，也远离经济辐射带动强的都市圈，更谈不上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那么，这个只有110多万人口、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怎么成为了被国务院命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或许，从寿光崛起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够得到答案。

蔬菜之乡

寿光种菜有多牛？

2018年8月，山东寿光遭遇温比亚台风侵袭，引发水灾，网友纷纷议论，自己所在的大城市菜价会受多大影响。他们动用各种工具关心起寿光这个小小的县级市。有民间机构用人工智能在卫星地图上监测到寿光蔬菜大棚的数量，一共有231764个，几乎是平均每5个寿光人就有一个蔬菜大棚，这些蔬菜大棚密密麻麻排列在寿光60公里长、48公里宽的土地上。

从空中俯瞰，寿光这片区域相较周边微微泛白，连片的蔬菜大棚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排列在寿光的土地上，就像“白色海洋”。

图为用卫星地图看到的寿光蔬菜大棚

更重要的是，在寿光的蔬菜大棚中，充满着现代化的种菜“黑科技”。

科技的运用，从种子就开始了。精选的农作物种子通过航天器飞上太空，在特殊环境里发生变化，再回到地面优选育种。用这种方法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维生素含量比普通蔬菜高2倍以上，铁、锌、锰等微量元素均有大幅度提高，营养更丰富，外观也更好看。太空蔬菜就这样为寿光赢得了“宇宙寿光”的称誉。

而日常蔬菜的种植，更离不开辛勤的农人与科技的紧密配合。很多蔬菜大棚内已采用了智能综合管控系统，用手机APP连接，可以远程控制大棚内的水肥一体机、补光灯、卷帘机等智能设备，而且大棚里的温度、湿度等数据一览无余。

比如智能化卷帘机的应用，原来覆盖在蔬菜大棚上的草帘子，靠人工手动卷起来，一亩地的大棚，在一停不停的情况下，需要花费近50分钟，现在用手机一点击，4分钟多一点就能把草帘子卷起来。

比如这样的智能放风机，在设定温度后，可以对蔬菜大棚自动进行放风和关风口。

还有像LED补光灯这样的设备，可人工调控或自动开启光照时间，弥补了农作物在阴天和夜间无阳光照射的空挡，实现了延长光照时间、增产增效的目的，在冬天效果尤为明显。

近几年，寿光也在探索水培技术、“鱼菜共生”等新种植模式，培育补钙菜、降血压辣椒、高维C辣椒等功能性蔬菜品种，让我们对农业有了更多想象。

图为水培甜菜

蔬菜收获后，就该拿去交易了。寿光也是全国蔬菜的集散中心，“其他地方卖不动的蔬菜，拉到寿光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这句话在蔬菜行业广受认可。

早上5点钟左右，当城里人还在酣睡时，寿光的农人们就已经来到农产品物流园进行交易了，最早到场交易的农户甚至3点就来了。

到早上8点钟，当都市白领起床准备上班时，寿光的蔬菜交易已在短短四五个小时内交易近万吨，也就是说，这样载重25吨的大货车装满了400车！成交的蔬菜品种达200多种。

卖菜其实是一门看天吃饭的生意，每天的菜价也不一样，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交易过程中不允许现金交易，都是通过刷卡实现结算。刷卡完成后，工作人员会给一张交易单，上面有品名、净重、单价等信息，这样一笔交易就完成了。

当蔬菜交易都完成后，到大约9点钟，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就会公布一个蔬菜价格指数，这是从园区200多个蔬菜品种中采集成交价格、交易量、交易额等数据计算出来的，反映的是蔬菜价格变化趋势。

就像股市的大盘指数一样，寿光蔬菜指数不光能让菜农、批发商看到每天的菜价和季度、年度走势，甚至为国家发布有关蔬菜建设政策的相关信息提供着参考依据。因此，寿光蔬菜交易号称“全国生产，寿光定价”，这里每年的交易量达到400万吨，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全国蔬菜市场就有了定价权。

就这样，寿光把农业这张牌打出了高水平！

百菜之王

寿光蔬菜种植变得如此“硬核”，并不是偶然。

1997年10月17日，最后一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副食品——大白菜，供销正式全面放开。这个长期实行特殊供应方式的“百菜之王”，结束了它几十年来对北方人冬季餐桌的“统治”，开始了与其他红、白、绿、黄、紫等蔬菜一同“竞争上岗”的日子。

图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排队买冬储大白菜

百姓餐桌上的这一悄然变化，除了因交通日益便利得以“南菜北运”外，还与位于山东中北部，莱州湾畔一个小县城密不可分，这个小县城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颗“大白菜”而改变。

时光回溯20年，回到决定中国国运的1978年。

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距离小岗村600多公里外的寿光三元朱村，15名党员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推举王乐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其实，这个选择有些许无奈。因为37岁的王乐义刚罹患癌症动完手术，家人极力反对他担任村支书，但三元朱村的村民似乎没有更好地选择。

那时的三元朱村被三个光秃秃的埠子岭环绕，土差水少，粮食不收，蔬菜不长，过怕了苦日子的乡亲们期盼着这位“能人”带领全村吃饱饭。

当上村支书的王乐义，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外出考察，确定了“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的规划，他带领干部群众苦战10个严寒酷暑，将埠子岭变成了“花果山”。

1986年，全村年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几十元增长到1200元，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王乐义在村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然而，这离着他心目中的目标还差得远，但怎么突破还一时找不到门路。

改革开放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当初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推广，除了18位农民的敢为人先，也离不开省委书记万里的推动以及中央的认可。显然，对于王乐义和三元朱村来说，要想更上一层楼，除了他有能力、有想法，乡亲们吃苦能干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推手。很快，决定着三元朱村乃至寿光未来命运的机缘出现了。

这一年，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

自古以来，寿光南部的农民就有种植蔬菜的传统，除了地肥水沃的自然条件外，也有历史基因的传承——世界第一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诞生于此，他遗留的文化遗产滋养了这片土地千百年。

然而，长期以来寿光蔬菜种植品种都比较单一。就在王伯祥担任副书记的1983年，寿光南部农民种植的近2500万公斤的大白菜卖不出去，而寿光就紧邻30万人的胜利油田，这是一个庞大而高端的消费人群，由于产销体制限制，只能眼看着白菜烂在地里。

于是，农民把菜摆到公路边卖给过路的石油工人，一个蔬菜市场自发形成了，但由于秩序换乱、干扰交通，周围的老百姓颇有微词。第二年，在王伯祥推动下，一个占地20亩的九巷村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完成，菜农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将蔬菜卖往附近最大的消费市场——胜利油田。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因势利导建立起来的菜市场，居然成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轫地。 正是这个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撬开的缺口，源源不断地迸发出助推寿光蔬菜产业向前发展的市场动力。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各项改革依次展开，国家先后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实施“菜篮子”工程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政策，市场经济的洪流已不可阻挡。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88年春节。

常年在外做蔬菜生意的堂弟回来给王乐义带了两斤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多年摸爬滚打练就的敏锐嗅觉让他意识到，期盼了许久的突破点找到了。

后来的故事耳熟能详，在王伯祥支持下，王乐义带头顶着政治风险砍掉玉米，17个党员带头建起大棚。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第二年，全村大棚发展到144个，再后来遍布整个寿光。

2018年，寿光蔬菜大棚面积发展到60多万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27元，高出全国平均6010元，而40年前，这个数字低于全国平均数60元。

图源：视觉中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简陋的蔬菜交易市场，已发展成为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常年蔬菜交易品种300余种，交易额约100亿元，辐射全国，寿光成了全国最大的蔬菜基地，“中国蔬菜之乡”，名副其实。

工业之光

寿光毗邻莱州湾，弥河从中穿县而过，将其一分为二，南面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北面临海多为盐碱地，海盐是寿光少有的丰富自然资源。

图为寿光周边的交通路网图源：地道风物制图：MONK

1986年7月，刚上任的王伯祥第一次以寿光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在会上下发的“潍坊市十二县市区工业经济数字对比表”中，寿光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四位，但是敏锐的王伯祥发现如果把原盐的产值去掉，寿光一下子成了倒数第三，产业结构性矛盾让他紧张起来。与数字相对应的是，寿光的企业除了盐场外，县里的国有企业大多不景气。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8个年头，“农村责任承包制”已蔚然成风，然而工业领域的改革更多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此时的政府依然是企业主要经营者，企业获得的权利有限，经营者积极性不高。

这一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因为承包，摆脱亏损，利润逐渐提高，马胜利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此时，寿光造纸厂正在倒闭的边缘挣扎，400名员工，几台小设备，入不敷出。在寿光，像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比如农修厂、化肥厂等。

在王伯祥看来，寿光的企业需要“马胜利”这样的人来激活这些工厂。

于是，他开始在全县范围内“点将”，在一次考察中，他看中了汇报工作简明扼要、头头是道的台头镇副镇长陈永兴，亲自陪同他走马上任，并当场给予政策支持。

上任后的陈永兴，从人事、分配、用工三项制度改革入手，勇破“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大胆引入乡镇企业管理制度，对企业进行了经营机制转换，3个月后就扭亏为盈。

图为1988年王伯祥在造纸厂调研时与陈永兴在一起交谈

几乎同时，46岁的张恩荣出任上口镇农修厂厂长。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张恩荣做过许多工作，甚至赶过马车，做过苦工，但由于“爱好广，善交游”，人缘非常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与胜利油田一些领导成了朋友，他发现与农业机械相比，石油设备的利润更高，开始转型做石油设备。

看到效果的王伯祥，开始大张旗鼓地公开考选。 对全县52个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和测评，优秀者留任，其余全部更换。之后，又从102个经济单位推荐的100名“能人”中优选40人，作为企业后备干部。

一批未来在寿光、潍坊乃至全国响当当的企业家脱颖而出，在他们带领下，一批国家级大中型企业、名优企业开始崛起。

供电公司田其祥、仙霞集团王金栋、化肥厂的张世钦，磷肥厂的杨志强，啤酒厂的宋祥州，白酒厂的刘子祥，百货大楼的舒安，富康制药的王树功、杨维国……

就在马胜利的“马氏神话”破灭之际，寿光造纸厂在陈永兴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成为潍坊市行业龙头，后是山东省行业龙头，最后成为全国行业龙头。今天，当年的县造纸厂已然变身为拥有A、B、H三种股票的晨鸣集团，跻身世界纸业20强。当年的百货大楼在舒安带领下改制为全福元，连续10多年成为国内商业百强企业，在国内县级商业企业中唯一进入百强，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

“农业三元朱、工业晨鸣、商业全福元”，三块金字招牌成为寿光产业发展的代表，也奠定了寿光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县域经济格局。

一条“农业强基、工业固本、工农并驱”的“寿光模式”发展之路越来越清晰。

寿光模式

数字是最直观的表达。

2018年，寿光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02.7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5亿元，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966亿元、734.2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353.6亿元，其中出口17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19.3%；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464元、20627元。

抛开GDP、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常规指标暂且不谈，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以及进出口额，这两个数字更能反映出寿光老百姓富裕程度以及经济活跃度和发展质量，这些数字不仅在潍坊市内遥遥领先，在山东省内亦是名列前茅。

税收最能折射出经济“含金量”。

2018年，寿光市缴税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14家，其中鲁清、鲁丽过10亿元，巨能、联盟、晨鸣过5亿元。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9年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寿光位列第46位。

与许多地区往往靠单一产业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寿光开创了以蔬菜产业化引领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带动农民富裕、城乡融合、农村城镇化，被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模式”。

图为第20届寿光蔬菜博览会展出的蔬菜景观长廊，寿光蔬菜博览会是商务部批准的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蔬菜产业品牌展会，2000年开始创办，目前已成功举办20届。

那么，“寿光模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

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寿光在产业结构、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方面具有自己独到的一面。

“寿光模式”最早是在金融领域获得了突破。随着寿光蔬菜大棚的推广，农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资金需求日益增多，而贷款的关键在于抵押物。于是，当地潍坊市商业银行推出了大棚抵押贷款，得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可。

随后，“寿光模式”的基本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回望寿光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部曲”，即蔬菜大棚生产、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县域经济社会文化整体推进。

寿光以蔬菜产业化为龙头，带动了育种育苗、生物制药、技术研发、产品营销、食品加工、物流运输、会展经济、社会金融保险服务及农业农村观光旅游，多产业、多部门、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这个县级城市集聚，体现了产业富民、产城互动、城乡融合。

图为菜农带着头灯在采摘黄瓜（2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而形成“寿光模式”的特定历史机遇就是王伯祥出任县委书记。

在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一把手”这个关键因素至关重要，因为“一把手”往往负责整个地区的资源调配，其能力、作风、视野在任期内能快速影响该地区发展，作用不言而喻。

县域经济千头万绪，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抓不住重点，则会事倍功半。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重点工作是抓懂经济发展的“带头人”，用能干事的人。据统计，现在寿光上交利税排前10的企业中，有9家是王伯祥在任期间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也基本上是由那40个人中选出来的。

除了重视经营人才外，王伯祥还格外重视技术人才。为了留住蔬菜大棚技术员韩永山，王伯祥开出了3万元的年薪，奖励韩永山现金8万元，120平方米住房一套，还给他配了一部新吉普。

也许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不能引起足够的震撼，那么我们来拿一个数字作对比，同期王伯祥月工资是107元。当时，没有如今遍地开花的“人才引进”政策，王伯祥用真金白银实实在在表现出了对人才的重视。

最关键的是王伯祥懂经济、敢担当，善于“放水养鱼”。无论是因势利导建设蔬菜交易市场，还是冒着政治风险支持建大棚，还是免除工业企业税收，扶持企业发展，无不体现出他的担当精神。

此外，他还做了诸多在当时看来很有远见的事：为了寿光蔬菜行销全国，架桥修路建厂子；为了企业主更好了解省外市场行情，去找副省长要电话指标；鼓励老百姓去搞私营，一批菜贩把寿光菜销向全国；前期菜农自发形成的市场脏乱差，扰民不断，政府没有一关了之，而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逐渐引导规范，专门建立起一个大型批发市场，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

图为菜农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整理蔬菜（2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正是这样，才更有动力让农民有兴趣对冬暖式大棚进行探索，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蔬菜种植产业中来，日益丰富完善产业链条，才有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端。

可见，在一个县域里，决策者的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

当然，更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寿光之所以能发展大棚，离不开以王乐义为代表的先知先觉的农民们。他们依靠敏锐的市场触觉在弥河河畔发现了春天的讯息，引入了冬季大棚蔬菜，从此改变了北方人餐桌上的菜品组合。也正是他们发现了胜利油田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并自发建起菜市场，从此孕育出一个全国知名的“蔬菜交易市场”。

在蔬菜产业拉动下，寿光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了中国蔬菜种子、肥料、农药的最大购买市场和交流中心。

攻守之道

美国知名管理学者詹姆斯•G•马奇说：“经历过创新力‘迸发’的组织和公司，往往会因为成功带来的自信和增长，导致创造力逐渐减弱。”

对于区域发展，这一现象同样适用。在我国区域发展中，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充当发展领头羊，有时独领风骚，有时交错引领，有的区域一度高歌猛进，有的区域却如昙花一现，但要保持长期领先并非易事。因为，当一种行为被总结升华为“模式”时，可能意味着生命力减退，成了束缚发展的铠甲。

对于寿光来说亦是如此，近几年，寿光亮眼的经济数字背后，依然能读出一丝隐忧，比如在2018年寿光因水灾导致经济遭受损失的情况下，2019年其GDP增速为5.5%，与全省GDP增速基本持平，并没有实现补偿性的更高增长，可见，在山东省整体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寿光的发展也同样遇到了问题。

从宏观数字再到微观企业，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都需要破局。

山东墨龙预告了2019年业绩亏损1.70亿元至2.10亿元，其实墨龙的亏损从2014年下半年起就已显露端倪。持续两年的国际油价低位震荡逐渐冲击了石油行业各个链条，寿光临近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今不如昔，以石油装备为主的墨龙自然也陷入困境，再加上过往固定投资和多元化布局，更是步履维艰。

日子不太好过的还有同城的晨鸣，近年来业绩大幅下滑，多元化道路不利，也预示着这家曾经一路猛进的明星企业未来之路面临诸多挑战。

同样，寿光纳税大户鲁丽集团被曝出旗下多家子公司出现股权冻结情况。

可以说，寿光的产业结构是山东产业结构的一个缩影，大多集中在化工、造纸等行业，这些传统行业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不需很多高科技核心技术也能运转，在沿海大城市并非优势产业，但在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农村还能施展开拳脚，而市场需求也大得惊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晨鸣主动走出去兼并重组，使企业快速迈上台阶，一度被称为“晨鸣现象”，如今，它依然庞大，然而却似乎活力不那么足了。

在今天区域竞争格局中，没有哪一种现成模式是来源于研讨会、文件，也没有哪种模式能一成不变，真正的模式一定来源于实践和创新。

在互联网和物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虽然寿光蔬菜种植也引入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业态，但是这些新技术、新业态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进空间；对于寿光企业来说，依旧过于依赖传统行业，依赖过去发展路径，在新技术应用和新管理理念引入上逐步落后江浙地区的同类企业；在人才集聚上，由于寿光本身的局限性，在人才竞争日激烈的今天，人才往大都市圈集聚的现象加剧，寿光加强对人才的吸引更是迫在眉睫。

当然，寿光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奇迹，是众多典型中耀眼的明珠，是中国2000多个县值得学习的标杆和样板。然而，寿光的未来远不止于此，它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图为寿光城市一角

寿光要有更高的境界。

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经验表明，每一次发展都是从突破制度变迁和促进思想市场发育的现实状态出发，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要素集聚，这样才能源源不断聚集起寿光发展的动力，寿光要敢于打破一切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向着更广阔的市场经济出发。

寿光要有更高的追求。

如今的寿光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但从蔬菜种植技术和种业发展等方面来看，寿光与世界先进地区仍有较大的差距，农业科技创新，不仅仅局限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创新，还应根据大的战略确定目标，除了国家标准，还有国际标准，除了蔬菜种植本身，还有种子培养以及高端生物工程。

寿光要有更长远的市场意识。

县级政府更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让企业家站上经济发展的舞台，政府慢慢变为“麦田的守望者”，让菜农占领交易市场，政府是规则执行的倡导者和裁判员。在招商引资日益激烈的今天，对于一个县来说，好高骛远的招商引资更多是政绩工程，资源浪费，招商引资的大企业、好企业很难在县一级扎根发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为县政府来说，立足自身优势产业，注重增强区域产业发展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度，避免与大城市同质化竞争，往往会有不错的收效。但同时，又要有开放思维，积极融入都市圈经济，发挥自身基础产业优势。

应该说，寿光的发展，解答了一个农业大国长期反复探索的现实问题，值得被学习和推广，但是当寿光自己走进发展的“无人区”时，就需要拥有更高的智慧，唱好自己这出“功守道”的大戏。

寿光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

对于寿光来说亦是如此，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唯一要做的就是永不止步，向着光一直奔跑！

文 | 白羽、李浩然

“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

2021年2月22日上午，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会见。图为会见前，92岁的孙家栋院士进入会场。（图片来源：新华视点）

图为2015年，孙家栋院士接受记者专访，介绍探月工程相关情况。李放摄

2月22日上午，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会见。当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着轮椅入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是92岁的孙家栋院士，“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这久久不息的掌声，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敬意。

作为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孙家栋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到“北斗导航”，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

“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2月10日晚，腊月二十九，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环绕火星成功”的消息从这里传出。几乎第一时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院士收到一条短信：祝贺近火制动成功！

短信发送人，是孙家栋。

“无论是嫦娥五号完成取样、成功返回，还是‘天问一号’近火制动，每次任务完成以后，孙老总都一定会给我发个信息。”叶培建告诉记者，之前有重要任务，孙老总都会亲自到发射场，“这些年，他年纪大了，走不了太远的路，就给我发信息，我替他转达祝贺。”

耄耋之年，航天仍是孙家栋最关心的事。就像3年前他在“风云二号”系列最后一颗卫星——“风云二号”H星发射现场说的那样，“搞了一辈子航天，它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1951年，孙家栋应召入伍，获得去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当时孙家栋在现场聆听了讲话。

“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一刻，28岁的孙家栋热血沸腾，他下定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这样想，也这样做。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由此开启了孙家栋为之奉献一生的航天事业。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那一年，孙家栋41岁。

“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坐车往天安门广场跑，但根本进不去，人山人海，都在庆祝。”孙家栋回忆道，“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时，中国航天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专家，几乎一张白纸。要在“一穷二白”中白手起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孙家栋这样形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科技工作者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奇迹和壮举。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东方红一号”发射后，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向更高的目标挺进。

在航天专家黄江川心中，自己从毕业刚入行，到成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嫦娥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始终是他的偶像，是领导，更是老师。

1986年，黄江川硕士毕业，一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就参与了我国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研制论证工作，当时的工程总师正是孙家栋。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工程总设计师。

很多人不理解，孙家栋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孙家栋回答：“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做总师很考验带队伍的能力。孙老总能在多种意见、背景复杂的情况下凝聚共识，也能在争议和困难重重中顶住压力，作出长远的决策。”黄江川告诉记者。

2007年，“嫦娥一号”迈向深空，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当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背过身，用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孙老总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专家，也是探月工程一期的工程总师，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叶培建眼里，孙老总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嫦娥二号”与“嫦娥一号”同时研制，原本作为其备份。“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前，孙家栋在发射场跟叶培建说：“老叶，‘嫦娥一号’做得很好，能成功，但成功以后，‘嫦娥二号’怎么用？”

“他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去火星？我们一分析，‘嫦娥二号’还真能去火星，但是火星距离太远，当时测控能力达不到，最后就改成了探月二期工程的先导星。”叶培建说，孙老总的提议，让中国航天的目光望向更遥远的宇宙深处，直接引发之后火星探测的立项推进。

当时也有人认为，“嫦娥一号”任务已经成功，没必要再花钱发射备份星。然而事实证明，“嫦娥二号”不仅在探月成果上更进一步，还为后续落月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且成功开展了多项拓展试验。

“这就是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只是为了一次任务圆满成功，也是为后面的探月工程，甚至是行星探测，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孙老总能协调好稳妥和创新的关系，这点令我很钦佩。”黄江川说。

此前，得知孙家栋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叶培建给他写了一条信息：“您永远是我们航天人的大旗”。

“孙老总的贡献，除了众多工程贡献，灵魂是战略方面的领导作用。他几乎经历了航天事业的全部，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是我们航天事业的活字典和榜样。”叶培建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原始基因

人类探月活动已达上百次，美国也发射过火星探测器，中国为什么还要做？已经有了美国的GPS，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北斗？

面对类似的疑问，孙家栋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自主创新，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

“好比人类逐步要进入深空，人家去过了，回来讲得头头是道，你是坐那儿光听，还是你要有发言权、有看法？人家说那地方不错，你想不想去看一看？人家说那地方有好东西，将来可用，你想不想拿来也用一用？”孙家栋用浅显直白的话语道出了关键。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原始基因，大大小小的航天器从动议之初都继承了这一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最先进的武器是买不来的，军工核心技术、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航天人的努力和全社会的支持下，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再到火星探测……我国深空探测之路正越走越远。

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升空，开启奔火之旅。

“天问一号”的每一步动向，孙家栋都十分关注。他清楚地知道，“天问一号”的目标——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绕、着、巡”，即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三大目标，在世界航天史上尚属首次，难度极高。

在火星探测史上，全部四十余次探测任务的成功率不到一半。因为着陆时存在“恐怖7分钟”，火星甚至被戏称为“探测器的墓地”。

但是，从艰难困苦中奋起的中国航天人，绝不会因畏惧挑战而止步不前。

当前，“天问一号”已正式踏入环绕火星轨道。后续还将经过多次轨道调整，进入火星停泊轨道，开展预选着陆区探测，计划于2021年5月至6月择机实施火星着陆，开展巡视探测。

着陆，是“天问一号”要闯过的又一个险关。下降时，着陆器进入火星大气层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8000公里，超高速摩擦会产生超高温度，在经历上千度高温的考验后，将在降落伞的帮助下减速。随后，它将开启全自动驾驶模式，自主完成减速、悬停，避开复杂地形后，缓缓落至火星表面。整个过程只能依靠探测器上的GNC（导航、制导、控制）系统自主执行，惊心动魄，难度极大。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心、最难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层后气动外形和降落伞减速的过程，只有一次机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表示，研制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专门设计了全新气动外形、新型降落伞等。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成功着陆，并已经传回了第一批火星照片。为什么“毅力”号火星车比“天问一号”晚发射，却先到达火星？

“中国是第一次向火星进发，需要完成的任务有很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王闯表示，“目前我们对火星的了解还很有限，从环火到落火，中间这段时间，探测器会对着陆区做一个预探测，让我们着陆的时候更安全、更可控。”

从“一张白纸”的“东方红一号”，到满载黑科技的“天问一号”；从“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到“别人有的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好，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从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等老一辈航天人，到风华正茂的新一代航天人……中国航天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其中的“秘密武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是勇于探索、协同攻坚的精神。

以国为家矢志牧群星，硕果积栋助梦谱风云。随着中国航天的舞台越来越宽广，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步伐，正越迈越稳。像孙家栋一样为中国航天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