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有融科技《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22日 18:28:05 28 0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

作者： 戚良德，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三十八年前的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23日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为题予以报道，其中有言：“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二十八部，发表了论文600余篇，并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大的研究队伍。”因而认为：“近三十年来的‘龙学’工作，无论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少从此开始，《文心雕龙》研究便有了“龙学”之称。如果说那时的二十八部著作和600余篇论文已经是“丰硕的成果”，那么自1983年至今的近四十年来，“龙学”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出版“龙学”著作超过八百种，发表论文超过一万篇。然而，《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这一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龙学”颇具规模之后，显得尤为突出，需要我们予以认真回答。

如所周知，在《四库全书》中，《文心雕龙》被列入集部“诗文评”之首，以此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近代学者刘咸炘在其《文心雕龙阐说》中却指出：“彦和此篇，意笼百家，体实一子。故寄怀金石，欲振颓风。后世列诸诗文评，与宋、明杂说为伍，非其意也。”他认为，《文心雕龙》乃“意笼百家”的一部子书，将其归入“诗文评”，是不符合刘勰之意的。无独有偶，现代学术大家刘永济先生虽然把《文心雕龙》当作文学批评之书，但也认为其书性质乃属于子书。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文心雕龙》为我国文学批评论文最早、最完备、最有系统之作，而又“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从中“可以推见彦和之学术思想”，因而“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此论更为具体而明确，可以说是对刘咸炘之说的进一步发挥。王更生先生则统一“诗文评”与子书之说，指出“《文心雕龙》是‘文评中的子书，子书中的文评’”，并认为这一认识“最能看出刘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龙》的内容归趣”（《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这一说法既照顾了刘勰自己所谓“论文”的出发点，又体现了其“立德”“含道”的思想追求，应该说更加切合刘勰的著述初衷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实际。不过，所谓“文评”与“子书”皆为传统之说，他们的相互包含毕竟只是一个略带艺术性的概括，并非准确的定义。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更为合乎实际的说法呢？笔者以为，较之“诗文评”和子书说，明清一些学者的认识可能更为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明人张之象论《文心雕龙》有曰：“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这里不仅指出其“意笼百家”的特点，更明白无误地肯定其创为新说之功，从而具有继往开来之用；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则具体地确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那就是写作的章程和标准。清人黄叔琳延续了张之象的这一看法，论述更为具体：“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所谓“艺苑之秘宝”，与张之象的定位可谓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章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黄叔琳还特别指出了刘勰“多所折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的特点，从而认为《文心雕龙》乃“缀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别无所求，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与宋、明杂说为伍”了。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则有着流传更广的一段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段话言简意赅，历来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经常被引用。但笔者以为，章氏论述较为笼统，其中或有未必然者。从《诗品》和《文心雕龙》乃中国文论史上两部最早的专书（即所谓“成书”）而言，章学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仅止于此而已。其“论诗”和“论文”的对比是并不准确的，所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这样的类比显系未搞清六朝“诗”“文”概念的泛泛之谈。《诗品》确为论“诗”之作，且所论只限于五言诗；而《文心雕龙》所论之“文”，却绝非与“诗”相对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诗”也包括各种“文”在内的。即使《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一篇，其论述范围也超出了五言诗，更遑论一部《文心雕龙》了。

与章学诚的论述相比，清人谭献《复堂日记》论《文心雕龙》可以说更为精准：“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诗品》之不得不“让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隽”者，盖以其与《文心雕龙》原本不属于一个重量级之谓也。其实，并非一定要比出一个谁高谁低，更不意味着“让能”“失隽”者便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的论述范围不同，理论性质有异。所谓“寡二少双”者，乃就“文苑之学”而谓也。《文心雕龙》乃是中国古代的“文苑之学”，这个“文”不仅包括“诗”，甚至也涵盖“史”（刘勰分别以《明诗》《史传》论之），因而才有“让能”“失隽”之论；若单就诗论和史论而言，《明诗》《史传》两篇显然是无法与《诗品》《史通》两书相提并论的。章学诚谓《诗品》“思深而意远”，尤其是其“深从六艺溯流别”，这便是刘勰的《明诗》所难以做到的。所以，这里有专论和综论的区别，有刘勰所谓“一隅之解”和“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的不同；作为“弥伦群言”（《文心雕龙·序志》）的“文苑之学”，刘勰的《文心雕龙》乃是“寡二少双”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认识渐渐出现了偏差。鲁迅先生《题记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段论述颇类章学诚之说，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视，实则仍有不够准确之处。首先，所谓“篇章既富，评骘遂生”，虽其道理并不错，却显然延续了《四库全书》的思路，把《文心雕龙》列入“诗文评”一类。其次，《文心》与《诗学》的对举恰如《文心》与《诗品》的比较，如果后者的比较不确，则前者的对举自然也就未必尽当。诚然，《诗学》不同于《诗品》，并非诗歌之专论，但相比于《文心雕龙》的论述范围，《诗学》之作仍是需要“让能”的。从而，第三，所谓“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四句用以评价《文心雕龙》则可，用以论说《诗学》则未免言过其实了。

鲁迅先生之后，传统的“诗文评”演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心雕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著作。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仅从名称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已然等同于西方的所谓“文学理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也就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扬先生对《文心雕龙》作出了高度评价：“《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方面是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把《文心雕龙》限定在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显然，较之《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较之刘勰自己的定位，这一认识既非刘咸炘、刘永济等人的子书说，更不是张之象、谭献等明清人的说法了。

实际上，《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以“程器”作结，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意，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类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强调“文”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从而明白无误地说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一书的着眼点在于提高人文修养，以便达成“纬军国”“任栋梁”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因此，《文心雕龙》的“文”，比今天所谓“文学”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说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即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仪节，都离不开这个“文”。如此之“文”，显然不是作为艺术之文学所可范围的了。因此，刘勰固然是在“论文”，《文心雕龙》当然是一部“文论”，却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是一部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我们试读《宗经》篇，刘勰说经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即恒久不变之至理、永不磨灭之思想，因为它来自对天地自然以及人事运行规律的考察，“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灵魂，体现了文章之要义，所谓“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故可以“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以至“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犹如“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这一番论述，把中华优秀文化的功效说得透彻而明白，其文化教科书的特点也就昭然若揭了。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6日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登上火星的“祝融”，在史书上拥有姓名

“祝融号”火星车。视觉中国供图

我国航天事业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命名，大都源自华夏先民在上古时代对浩瀚星空的仰望与想象。从上古掌祭火星到未来登陆火星，祝融功业千年以降，薪火相传，再次点燃华夏民族星际探测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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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祝融”号，而祝融是我国上古神话谱系中的火神，传火人间，光照四海。祝融的形象虽有神话色彩，在历史记载中却是真实的族群。祝融氏族的昭昭功业，是华夏先民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印证。

传火人间，光照四海

上古时代，先民茹毛饮血，生食动物血肉和植物根茎叶片，易受疾病侵害，寿命极短。后来，人们在自然界中认识了天然火，品尝到远比生食美味的熟食，但不知如何制造火。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烧制熟食，用火取暖，驱逐野兽，焚烧山野，开辟土地。

据学者推测，为方便使用火，原始部落推举用火经验丰富的老者专门管理火种，不断添加柴木，使之长燃不灭，经久不熄。甲骨文中掌火之人被称为“主”，其字形即是燃烧木柴延续火种，如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所言，“主从木，盖象燔木为火，殆即主字”。火的使用，提高了先民的身体素质，为华夏民族带来了文明曙光。先民视火为神明，对看护火种的老者无比尊重，“主”的意义发展为主人、首领等。

人们经常祭祀火种，负责管理火种的老者逐渐担任祭司一职，即祝者。甲骨文中的“祝”字，为向神案前酹酒、跪拜祭祀之形。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曾言，祝“象灌酒于神前”；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亦言，“祝象跪而做祷告”；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也认为，祝“象跽（即长跪）于神前而灌酒也”。

祝，遂有祷告神明祝愿之意，后引申出祝贺、敬祝、庆祝等意。《说文解字》云“祝祭主赞词者”，《唐韵》言祝“赞主人飨食者”。

火可以在夜间驱散黑暗，带来光明，使夜空明朗，且能燃烧销融万物，故先民称火照明、烧制熟食的功能为“融”。《左传》有言，“是谓融风，火之始也”；《解月令说》亦云，“火祝而融之……盖融而熟之火也”；《诗经》有“昭明有融”之言，后人注释为“融，明之盛者，又朗也”；《说文解字》也定义融是“炊气上出也”。

由此，先民称承担看护火种职者的族群为祝融氏，即掌管大火用以照明，使人和暖融融。《史记集解》云，“祝，大；融，明也”；《帝王世纪》载，“祝诵氏，一曰祝和氏，是为祝融氏……以火施化，故后世火官因以为谓”；火官即火正，据《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以顺天时，救民疾”；《左传》言“火正曰祝融”。

祝融氏用火护火，功勋烈烈，后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国语》赞祝融，“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其功大矣”“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东汉班固编《白虎通义》时，将祝融氏与伏羲氏、神农氏并列为“三皇”。伏羲氏创制文字、教民渔猎，神农氏遍尝百草、播种百谷，祝融氏传火人间、教民熟食，共同开启华夏民族人文之光。《汉书·五行志》云，祝融“民赖其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

水火对决，大战共工

因祝融氏在“三皇”序列中，排位神农氏之后，《山海经》认为祝融氏是神农氏即炎帝一族后裔，“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随着时代迁移，祝融氏族逐渐退出部落联盟共主位置，“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又繁衍离散出共工一族，由此引发上古神话中著名的祝融共工大战。

据唐朝司马贞为《史记》续补的《三皇本纪》，共工氏族“任智刑以强”，凭借智力超群、刑罚残酷而称霸天下，却“霸而不王”，不行王道，欺凌弱小。祝融氏族起而讨伐共工氏族，双方数次大战。共工氏族凭水而战，祝融氏族以火为武，两族可谓水火不容。祝融氏族源远流长，实力雄厚，最终战胜后起之秀共工氏族。不料，共工氏族“不胜而怒”，不甘心战败，竟然“头触不周山”。

据《山海经·大荒西经》，不周山在“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因“有山而不合”，故“名曰不周”，今人多认为帕米尔高原或祁连山、贺兰山是不周山的原型。不周山终年飘雪，极其寒冷，是神话传说中从人界通往天界的唯一路径。共工氏族不甘心为祝融氏族所败，头撞不周山，意在断绝人界与天界的联系，毁坏人间。

果不其然，共工撞倒不周山后，“天柱折，地维缺”。据《淮南子·天文训》，不周山崩裂，“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山崩柱折，天缺一角，雨水不止，洪水滔天，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河大江由西北流向东南的地理格局亦由此形成。

当然，古史中的共工形象是多元的。《国语》等史籍对共工的描述就多以正面为主，认为共工氏曾为华夏部落联盟制定历法，其族长于农业水利；《左传》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史记》亦言，“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三国文颖注释曰“共工，主水官也”，曾“秉政作虐……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凭借水利技术用水祸乱天下。

据学者研究，祝融氏族与共工氏族的矛盾，很可能是上古时期分别以火、水为图腾的两大氏族之间为争夺部落联盟主导权展开的斗争。据《山海经》《尚书》《天问》等，火神祝融曾受天帝指派，诛杀用筑堤之法治水不成的大禹之父，即有崇部落首领鲧。这一传说也证明了祝融火氏族与共工、鲧等水氏族的矛盾。

子嗣八姓，南楚始祖

祝融氏族与共工氏族的斗争并非一战而定，而是延续到五帝之一的帝喾时期。当时“共工氏作乱”，帝喾派祝融氏族首领重黎（一说黎）前去征讨。两族再战，祝融氏族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但共工氏族绝不屈服，“诛之而不尽”。祝融氏族始终无法获得全胜，帝喾诛杀重黎以示惩戒，让其弟吴回“复居火正”，继续担任火正职务，“号祝融”，沿用祝融称号。故南宋罗泌《路史》认为，“祝融氏，号也；祝融，职也，本非人名。黎为祝融，回为祝融，皆职”。

据《世本·帝系篇》，吴回之子陆终迎娶“鬼方氏之妹”，是为女嬇。二人婚后“孕而不育三年”，后“启其左胁”，剖开女嬇左边肋骨，“三人出焉”；而“启其右胁”，剖开右边肋骨，又有“三人出焉”。陆终和女嬇最终育有六子，“其一曰樊，是为昆吾……二曰惠连，是为参胡……三曰篯铿，是为彭祖……四曰求言，是为会（郐）人……五曰安，是为曹姓……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史记》亦云，“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

这一记载充满传奇色彩，而历史真相则是氏族的繁衍生息、开枝散叶。陆终六子并非真实六人，所谓“坼剖而产”，是指祝融氏族发展出六个血缘关系密切的氏族。六族后来演变成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个姓氏，是为“祝融八姓”。

夏商周时期，八姓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迁徙到华夏各地，以中原腹地的河南新郑一带为中心，分布在北起黄河中游河南北部，南至长江中游湖北北部，东到山东西部，西到山西东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大小诸侯国，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

八姓之中，己姓建立的昆吾国是夏朝的重要支柱，商汤攻灭昆吾不久，夏桀即灭国。商朝苏国亦是己姓所建，传说苏妲己即是苏国女子。而陆终幼子季连一脉所演化的芈姓，后来则离开中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江汉地区，与当地土著联姻融合，建立了南方大国楚国，发展出绵延八百多年灿烂瑰丽的楚文化，将祝融氏族的功业发扬光大。故《国语》有言，“（祝）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从上古掌祭火星到未来登陆火星，祝融功业千年以降，薪火相传，再次点燃华夏民族星际探测的火种。从“嫦娥”号月球探测卫星、“玉兔”号月球车到“天宫”号空间实验室、“天和”号空间站，再到“天问”号火星探测器、“祝融”号火星车，我国航天事业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命名，大都源自华夏先民在上古时代对浩瀚星空的仰望与想象，可谓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跨时空融合。先民早期的求索，指引着我们对宇宙未知的接续探索；而现代科技的画笔，正在逐一将神话传说化作现实图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吴鹏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5月20日 06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