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青年走失19年后认亲，养父不舍：几年前花150多万盖新房，现在一家三口变老两口了
一见面，看见马吉明脖颈后的疙瘩，又扒拉开裤腿看他小时候留在右腿的伤疤，马耀国一把搂住儿子的头摩挲着，“就是，就是”。
马吉明指着马耀国带来的全家福一一指认，“我妈……大姐”，随后转头和民警说：“我跟上他回呀。”
旁边的刘二奴听到这话，哭了。有视频记录下这段场景。
刘二奴的“儿子”变成了别人的儿子。
2002年，刘二奴的女儿刘巧玲在鄂尔多斯做生意，发现自家门店附近有个智障的小伙子，白天从垃圾堆里翻找吃的，晚上睡在车棚，手和耳朵被冻得裂了口子，衣服发霉。担心他饿死、冻死，刘巧玲把他送回了农村父母的家。家里给他取名叫“刘军民”，十几年来，“走在哪儿领在哪儿”刘二奴说。
十几年来，马吉明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发布在网上的照片和寻人信息，恰被刘二奴所在的仁义昌村村干部看到，警方核对基本信息后，发现都吻合。
5月20日，在驻村干部和警方的帮助下，马吉明离开内蒙古土右旗养父刘二奴，随生父回到了宁夏同心县的老家。
马吉明（后排左一）和养父母一家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被捡回家的智障“儿子”
马耀国的女婿说，是他最先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5月19日早晨9点10分，吴忠市公安局同心县公安分局的民警电话里问，“你家是不是丢过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对方说，“加微信我给你发照片，看看是不是这个。”
家人看了传来的照片，是走失多年的马吉明。
“走走走，赶紧出发。”10点45时，68岁的马耀国和女婿从宁夏同心县开车出发。马耀国的女婿说，家里人“一刻也等不了”。
目的地是8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土右旗。
与此同时，土右旗的刘二奴也接到了派出所民警的电话，“你家刘军民的亲生父母找见了，人家很快要过来认（亲）了。”
刘二奴记得，他挂了电话后，问刘军民：“你亲大（方言：爸爸）寻你来呀， 你走不？”
刘军民说：“我不走。”
刘二奴挺高兴。
刘军民是他女儿刘巧玲2002年领回家的。4月初的内蒙古乍暖还寒，当时刘巧玲在鄂尔多斯做生意。她记得，自家门店附近有个流浪的小伙子，晚上总睡在没人管的车棚里，白天出来从饭店倒出来的垃圾里找吃的。“手被冻得黑肿，裂着口子，耳朵也冻坏了，衣着破破烂烂还发霉。”刘巧玲说。
给过小伙子几次吃的后，刘巧玲发现他智商有问题，不说话，也不会主动要饭吃。刘巧玲心软，把他送回了土右旗农村父母的家，“当时也没多想，先把他收留下，要不没人管，他就得饿死冻死。”
刘二奴见闺女领回来一个智障的小伙子，他说自己多少有些嫌弃，“不知道哪捡了这么个人，身上的虱子得用笤帚往下扫。”他抱怨过，然后给小伙子洗了澡，又换上干净衣裳，“都领回来了能咋办”。
后来，一家人给小伙子取名叫刘军民。
村干部说，大家都知道，除了原来的三个孩子，刘二奴家又多了个“傻小子”，也叫刘二奴夫妇“大大”、“妈妈”。慢慢地，刘军民学会了种地、开拖拉机，他力气大，还能帮着刘二奴搬化肥。
“傻小子”也惹事。农村门不闭户，也有村民见刘军民拿过自己家东西，就上门和刘二奴算账。
刘二奴干脆不离身带着刘军民，种地带着，去镇里买东西也带着，“他智商也就（相当于）五六岁，去小卖部买雪糕，扔下一百块钱就走了。就像个娃娃一样，得领上。”
刘军民被一家人包容和接受。
刘巧玲女儿的印象中，这个“舅舅”有着特殊的能力。他一顿能吃四十个饺子，他很细心，知道家里的耳机、数据线之类所有琐碎东西的位置，也能清楚记得亲戚们的名字和住处。他也疼家里人，每次不管是谁挨训，他“总是很生气”。
这个“舅舅”也偏爱她，总让她好好读书，愿意把自己的零花钱给她。2012年她考上大学时，这个“舅舅”一早接到电话，在村里奔走相告，“用磕磕巴巴的语言告诉每一个人，说我考上了大学”。她写了一段文字，来记录这位特别的“舅舅”。
十几年来，刘二奴一直不知道刘军民的真实年纪，也不清楚他从哪来，他经历过什么。但他说，刘军民是自己拉扯大的娃娃，“我能舍得让他走？”
马吉明在养父家的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马吉明（后排左一）和家人合影。 受访者供图
19年前火车站走失
刘军民原来的名字，是马吉明。
马吉明是宁夏同心县马耀国的长子。马家人说，马吉明小时候因意外大脑受损，患有智力障碍。20岁时，他跟着表哥从宁夏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打工，刚下火车就走失了，从此杳无音讯。
那是2001年。家里人回忆，得知马吉明在火车站走丢后，马耀国赶到呼和浩特，没日没夜找了两个月。
走丢的头两年里，带他出去的表哥也没有回过家，在外边打工边找他。“因为当时是跟着他出去丢的，他一直就放不下这个事，心里有个结。”马耀国的女儿记得，表哥总和父亲说，“大舅，你放心，我再出去找找。”
马吉明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马耀国的女儿说，十几年来，父亲和母亲隔三差五就要去派出所问一问。家里卖了地，父亲和母亲就轮流出去找马吉明，从走丢的呼和浩特开始，再往周边几个城市扩散。
村里不少人在内蒙古打工，马吉明的照片几乎人手一份。有时家里人听到其他地方的消息，就赶过去看看 ，北京、河北、陕西多地都有找过，但一直没有准确下落。
马耀国的女儿说，长久奔波，让母亲一度落下腿病。母亲还经常翻出字迹消色的户口本，和马吉明的残疾证看，她又气又急，“我和她说必须看好病再出门，要是他回来了，你没了，见不到了，有什么意义。”
2010年以后，马家人也开始更多地寻求网络帮助，也在各个平台上发布马吉明的消息，留意他的下落。
转机出现在今年5月初，马耀国的女儿说，他们把马吉明走失的消息发布在“宝贝回家”网站上，不到20天，家人就接到了那个电话。
因为走失时的马吉明已成年，这么多年，他相貌变化不大。
包头市人大驻仁义昌村扶贫干部陈勇刚看到寻人启事觉得熟悉，马上想到了刘军民。
2015年前后，刘二奴在仁义昌村给捡来的“儿子”刘军民上了户口，办了身份证，刘军民成了村里的“五保户”。今年，他的残疾证也刚刚办了下来。
陈勇刚说，当时他翻出电脑里刘军民的照片对比，很快确定，“是同一个人”。
陈勇刚将消息转给九原区公安分局新区治安派出所所长吕继飞，吕继飞随后联络到了马吉明户籍所在地民警，将对比照片发了过去。
马吉明的两段人生就此衔接。
养母生日时，马吉明（右一）和养父给养母喂蛋糕。 受访者供图
“一家三口”变成“老两口”
20日一大早，马耀国被陈勇刚和土右旗将军尧派出所领着来到了刘二奴家。有视频记录下这一幕。
一见面，马吉明就认出了马耀国，“认得，认得了”。马耀国看见马吉明脖颈后的疙瘩，扒拉开裤腿看到他小时候留在右腿的烧伤疤痕，一把搂着他的头摩挲着，“就是，就是”。他抱着儿子哭了。
马吉明指着马耀国带来的全家福说，“我妈……大姐”。随后，他转头告诉民警，“我跟上他回呀。”
旁边的刘二奴也哭了。他伤心，之前说过“不会走”的“儿子”，怎么这会儿变卦了？
他说自己也明白，血浓于水的亲情没有什么抵得过，他留不住马吉明。
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做刘二奴的工作，马吉明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是好事，吕继飞说，“你看，原来孩子一个家，现在两个家了，人家找了快20年，也着急”。
20日下午，马吉明和前来接他的父亲马耀国在公安机关采血抽样，做DNA鉴定的准备，决定当天就动身返回。
得知兄弟要返回宁夏，刘巧玲说，大弟弟赶紧打来电话说，“你等等我，稍微等一等，好歹我再见一面啊。”在刘家人的全家福里，所有同辈人都端正站着，马吉明总被他亲热搂着肩。刘巧玲说，两个弟弟把马吉明当兄弟待，吃的穿的也总想着他一份。
见了马家人，刘巧玲才知道，当年遇见时，刘军民已经在外流浪了一年，“冬天那么冷，也不知道在外头咋过的。”18年后，她依旧觉得心疼。
当晚，刘巧玲姐弟给马吉明安顿好了平时的衣服和用品，看着他和自己的亲人离开。
21日凌晨3点，同心县丁塘镇的马耀国家里，热热闹闹聚了二三十口人。马吉明的姐姐早早就在厨房里张罗着做饭。马吉明一进门，她搂着弟弟从头摸到手臂，流着泪说，“我的兄弟啊。”
母亲一直等在家里，马耀国的女儿说，当时母亲一时缓不过神来，“她不敢相信，找了快20年，终于回来了。”
马吉明还认识兄弟姐妹们，见到了当年和他一起去呼和浩特的表哥，他说，“你咋把我丢在那儿自己走了。”
刘二奴这个快70岁的老头，却在家里哭了一夜。
他说以前他每天要照顾刘军民起居，有刘军民在，老两口也不会寂寞。现在刘军民一走，老两口连饭都不想做，“以前是怕他饿，现在就剩我们了，能吃进去几口？”
刘巧玲理解父亲这份感情。他们姐弟三人，谁也从没像这个弟弟一样，跟着父亲进进出出这么多年。父亲曾得意地和她说，“娃娃知道心疼我了，不让我干重活。”
几年前，刘巧玲还想过把父母和弟弟接到鄂尔多斯城里生活。但父亲担心，弟弟住了楼房肯定会不适应，“一家三口”不如在村里自在一些。拗不过老人，刘巧玲说，姐弟花150多万，在老家盖了新房，让他们住得更敞亮。
如今“一家三口”就剩“老两口”了，刘二奴说，他盘算把村里的地租出去，和儿女们一起到城里生活，帮着看看孙子，日子不寂寞。
刘巧玲这几天一直在家陪着父母。她想起18年前，她问马吉明，“你跟我走不？”，马吉明不说话，收拾起自己破旧的衣服就跟上了她。她宽慰父母说，是一家人和弟弟的缘分到了，“不要难过，他过得好就行。”
来劝慰的村民也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子女们都孝顺能干。心宽宽儿的，这是你积德了。”
刘二奴还是止不住哭，“他都走了，我积德了又能咋？”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康佳
校对 李项玲
难以承受的人情之重：农村炫耀攀比现象屡见不鲜
农村移风易俗系列报道(一) 走出“无情”的“人情”误区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开展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增长较快，农村地区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仍陷入种类繁多的人情消费怪圈。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高，仅次于饮食支出。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9.72%；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16%。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农村这只“人情债”大猫，何时猛成虎？何时能根治？
记者也在农村进行了调研，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很多地方通过党风的转变带动社风、民风改变，通过村规民约治陋习、尚新风，有效推进了移风易俗。但对于一些地方存在的“人情债”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移风易俗，从我做起”，教育加引导，变化将继续发生。
难以承受的人情之重
“躲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意为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
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有人却望着万家灯火，遥想家人的嘘寒问暖、相互依偎的守岁……电话中，一句“太忙了，没买到车票，就不回家过年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道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试问，谁不想回家过年？一些留守杭州的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不回家的原因，除了来回车票吃紧、费用较高外，还有就是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难啊！”来自湖南某县农村的老高告诉记者，“这两年都没回。不敢回，除去路费，过年走亲戚啥的也得好几千块钱，农村亲戚多，花钱没个底。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说吧。”
且不说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黄金时间”，就是平时，人情带来的负担也是令人震惊。
西南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有位80多岁且患有严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在地里坚持劳作10小时以上，整个人瘦弱不堪。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她说三儿两女婚嫁时收的人情还没有还清，“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邻里间的人情往来是儿女们获得良好社会关系的保证。如果因为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就弃人情于不顾，“后代怎么做人啊！”
这令人唏嘘不已。人情自古有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
可是发展至今，人情却成了压弯劳动人民脊梁的“千斤石”。在西南某县这位老奶奶日复一日的劳作间，折射出来的不正是“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已届花甲之年的东北干部王春花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的人情礼金也就几元钱，现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几百元拿出来都很难为情，人情味儿却越来越淡。
节日难过，人情难躲。娶媳妇贺喜、嫁闺女随礼、乔迁凑份子、开业忙庆祝……名目繁多。有采访对象说，在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收到了17张请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红包转账过去。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一名网名为“整蛊专家”的网友最近头疼不已，刚给母亲的当月生活费又不够用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参加酒席，礼金花了1000多元。他母亲说，“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过寿，就是隔壁村老张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还有孙阿姨，她闺女考上大学了。不去不行啊，丢不起人。”这名网友算了一笔账，按照母亲现在的人情支出，至少要办20次以上酒席才能勉强回本。
农村“人情”发展至今，早已变了味。“人情”不断线，“酒场”连成串，“宴席”久难散，“吃喝”没个完，让人望“情”生畏，谈“宴”色变，遇“庆”兴叹。
人情咋就变了味
早些年，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有“过农节”的习俗，农民在农闲时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饭喝酒热闹一番。环山乡是富阳“过农节”最热闹的乡镇之一，一到农历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一连三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开五六桌，多的要开五六十桌。过一次“农节”，支出从二三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很多农户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过农节”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债台高筑，甚至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隐藏着消费陋习。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村，由于一度办酒风盛行，大操大办泛滥成灾，全村近千户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加起来有上百万元，耗资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农民不堪重负。久而久之，支出多了，有些农户就想多收礼来“回本”，通过铺张摆酒设宴，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那里收回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古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在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亲朋好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原本承载感情交流的礼尚往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们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贫乏，人情礼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这种原始情感的表达被逐渐削弱，成了一种钱和钱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礼本来的意义。
越来越重的人情负担，减少了生产资金，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投入；越来越泛滥的奢靡浪费之风，滋长了不良生活习俗，加剧了部分农民返贫进度。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受到影响，与城市文明差距逐渐拉大；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正在被扭曲，纯真的亲情、友情、乡情沾染了“铜臭味”，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人情场”如“战场”，相互攀比乱较劲，水涨船高图虚荣，吃吃喝喝随大流，“将脸打肿充胖子”，你来我往连轴转，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累坏了街坊邻居，拖垮了亲戚朋友，影响了社会风气，债台高筑，有苦难言。
让“人情”多一些真挚，多一些纯洁
山东省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赵林村农民赵富明，做了50年的红白喜事“大总”。说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场白事，吃喝自不用说，披麻戴孝扎纸彩，吹喇叭请演出，帮忙的奔丧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场下来好几万元，实在可惜。”
如今在当地，这种现象已成为过去时，一场场既文明简约又有强烈仪式感的红白事，成了乡村热点和美谈。“陋习都改了，村里有场丧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钱。”赵富明说。问起原因，他回答：“我们搞了个文化礼堂，经常有人在里面宣讲关于移风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脑入心，慢慢就改啦！”
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村村民没事儿时就到陶宗仪纪念馆，在文化礼堂看书、聊天。文化礼堂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综合体，更是村民们溯古及今的“精神家园”。“没事干就来这里聚聚，有时还请其他村有声望的人来讲讲课，时间一久，就养成了习惯。”一名村民说。
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平台，村民们可干的事儿也多了，闲暇时不再是聚餐喝酒打牌，而是把活动阵地转移到文化礼堂，唱戏、跳舞、练太极……大大小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53岁的海宁市斜桥镇斜桥村村民孙丽红第一次当起了“主播”，每天清晨，村民们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各位乡亲大家好，这里是‘乡风时间’栏目，现在我给大家读读《推进移风易俗简办红白喜事倡议书》……”她说，把村规民约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村民心中，潜移默化，再硬的心，也会“日久生情”。
纵观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把人情往来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今年过年就不再计划着叫邻居来聚了，猪也可以少宰几头，养大了明年拿去卖。我儿子还跟我商量把省下的人情钱攒起来，明年过年全家一起去旅游。”河北省元氏县居民潘春艳一脸乐呵地对记者说。
移风易俗，从我做起。唯有及早走出“无情”的“人情”误区，让“人情”里多一些真挚、多一些纯洁、多一些仁义，才能让漂泊在外的游子，轻轻松松回老家、开开心心过大年。(颜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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