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我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盒”风暴：被“开盒”者的维权困境与监管挑战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18日 14:40:01 14 0

“开盒”风暴：被“开盒”者的维权困境与监管挑战

今年3月中旬，一名13岁少女“眼眸”（账号昵称简称）“开盒”多人，引发网民热议。“开盒”也成为网络热词，让网络暴力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据媒体报道解释，“开盒”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姓名、个人照片、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社交账号等，将这些内容在网络公开发布。被“开盒”者往往会遭遇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遭到骚扰。

近日，被“眼眸”开盒的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曾和其他受害者联合维权，但两个多月过去，终究无果。“警察说，她太小了，才13岁，而且还在加拿大。”

和被“眼眸”开盒的受害者境遇相同，有不少受访的被“开盒”者也遇到了维权难、取证难的问题。有法律专家表示，作为一种新型网络暴力，相关适用法律上还存在滞后问题，因为案例较少，一些基层执法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抱有谨慎的态度。

积极的信号是，国家相关部门已对“开盒”乱象进行持续的治理。去年8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基础性立法文件，首次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含义作出了明确界定。今年5月，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从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平台进一步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

停不下的骚扰

90后苏靖是一名自由插画师，2024年3月，苏靖因帮一位被辱骂的女孩说话，在网上受到一个叫高林的人持续骚扰。她被对方“开盒”，隐私信息遭到曝光。对方甚至向她恐吓称，“要信息轰炸”“电话轰炸”“今年你别想清静了！”

苏靖一开始拉黑了骚扰账号。高林将账号注销，再重新注册，换个马甲又开始进行轰炸。

苏靖一开始拉黑了骚扰账号。高林将账号注销，再重新注册，换个马甲又开始进行轰炸。受访者供图

作为社交平台上20多万粉丝的博主，苏靖有时开直播和粉丝互动。高林会在她直播过程中，切换小号发布信息干扰，直至她被迫停播。

苏靖大学时的一些自拍照，也被挂在网络上，“说我长得像他表妹，就是各种性骚扰的话。”

最严重的一次威胁，是高林发出的一张定位截图。对方称自己已到达苏靖所在的城市，“说三个小时上门，灭我全家。”

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苏靖从江苏搬家到了北京，“保险起见，还是跑远一点。”

苏靖这样的遭遇，苗佳也曾有过。她第一次被“开盒”，也是因为在网络平台上替人打抱不平。没多久，她和一些网友的“开盒”信息被发到微信群里，一些私人照片也被品评，或被用来开黄腔。

和苗佳同时期遭遇“开盒”的燕燕，被公开了家庭住址、身份证、生活照等信息，“经常有人去骂她，说她长得胖、丑，嫁不出去，专挑她的痛点骂。”苗佳记得，燕燕被骂时，刚好处在和男朋友分手的节点。她焦虑到出现自残行为，“直接就割腕了”。

苗佳自认为是心理承受能力较强，且性格大大咧咧的人，但在面对第二次被“开盒”的经历后，仍旧展现出脆弱和受伤的一面。

两个月前，苗佳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对她破口大骂，之后的几天，她手机上持续弹出陌生来电。

骚扰苗佳的是她前任的现女友。对方怀疑她和自己男友有所牵连，因此“开盒”她的信息，恶言攻击。苗佳说，她已和前任断联五年。如今她不仅组建自己的家庭，还做起了全职妈妈。

为了少生事端，苗佳起初只是冷处理，对骚扰短信设置拦截，并开启了电话的呼叫转移功能，尽量减少对自己的影响。她希望能这样默默忍受些时日，让生活逐渐恢复平静。

这些退让式的做法，并没有终结对方的骚扰举动。有一天，苗佳又收到一条信息，“说要砍死我儿子。”

苗佳的儿子一周岁多，害怕出意外，她只能整天守在家里，不敢出门。“如果只是辱骂，对我来说伤害不大，就怕（对方）会有过激的行动。”

维权过程多有坎坷

几位受访者告诉新京报记者，被“开盒”后，她们也都采取过不同的抗争手段。

2024年5月，被高林骚扰最严重的一段时间，苏靖拨打了110报警。她和家人还一起去了高林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报案。

苏靖搜集了1672条被骚扰的截图证据。可当警察问话时，高林拒不承认。苏靖还记得对方当时说得最多的话是，“我没有”“那不是我”。

苏靖回忆，警方最终因“严重程度不够立案”，劝她接受调解。

高林还为此签下保证书，承诺不再发布有关苏靖的任何信息，要文明上网，“如有触犯，依法处理。”

苏靖说，高林并没有做到。签完和解协议的第三天，苏靖再次收到了骚扰信息。

苗佳的境况也不乐观。因前任的现女友一直在对她实施骚扰，苗佳多次报警，都没有成功立案。她还试过找对方的上司领导，甚至向市长信箱投诉。无果后，苗佳只好在网上求助，“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方隔三岔五发骚扰信息，男的又装死……”

杨佩如在一次打游戏时，和一位网友发生了口角，之后她的多项个人信息被挂在贴吧里示众。对方甚至还发帖，“有本事抓我坐牢。”

杨佩如称自己是个爱“较真儿”的人，她花钱请了律师，起诉对方，但维权过程多有坎坷。杨佩如说，法院多次送达传票，对方始终联系不上，开庭时间也被拖延。到明确开庭时间时，距离她开始维权，已经过去了一年。

律师费加上公证费，一共花去六七千元，超过了杨佩如一个月的工资。她感慨维权成本之高，除了各项费用，“还要来来回回打印很多东西，签各种合同。普通人维权真的太难了，太消耗人。”

上海正策（杭州）律师事务所谢静律师专注于网络侵权领域，经手过一些“开盒”案例。她说，“大多数‘开盒’的人会把受害者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发布出去，过程中还会伴随着一些侮辱性言论。”因此，这类案件主要涉及侵犯肖像权、隐私权和名誉权。

谢静代理的网络侵权案件中，包括“开盒”引发的侵权事宜在内，一年大约三四十个，“来咨询的能达到一千人，最后真正维权的只有30多人。”她提到受害者们望而却步的原因：诉讼不仅要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很多当事人被“开盒”后，还可能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而诉讼过程较为漫长。“面对这种等待和煎熬的过程，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

谢静说，诉讼维权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如手机号未实名或账号是以国外手机号注册等情形。重要的是，开盒维权的难处，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上。“涉及人身权利的侵权，如把人打伤打残，是有很明确的鉴定标准的，也容易作出相应的刑事处罚。但如果你因被‘开盒’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你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一个键盘行为，就想让人家去坐牢？”

在谢静看来，基层执法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抱有谨慎的态度，“这类报案案件相对没有那么多，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敢轻易立案和处罚，万一弄错了他们要担责的。如果这类案件处理多了，（法院）判决也多了，潜在开盒者可能就不敢这么做。”

陈鑫是“开盒受害者联盟”的组建者，四五年间，他从各社交平台收集“开盒”受害者的信息，相关的证据资料，已经保存了100多个G。仅是一些视频证据，就有600多个，受害者已达到百余人。

目前陈鑫熟知的受害者中，不乏几十万粉丝及百万粉丝的大V，他们维权依然艰难。警方不予立案，有些人便想通过法院维权。但根据陈鑫的了解，不少人碍于拿不到加害者的信息，只能再一次陷入僵局。

“开盒”涉嫌违法犯罪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为避免网络戾气成伤人利器，监管和执法部门一直在“关盒”。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网络攻防对抗研究所所长闫怀志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表示，“打击和遏制‘开盒’行为，需要各方形成合力。”闫怀志建议，有关部门可进一步明确“开盒”行为的法律界定与惩处标准，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从而对潜在的“开盒者”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

据央视报道，2024年8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指控两名被告人在境外社交媒体创建了三万多人的群组，并在里面公布了三千多组公民个人信息，对这些被开盒的公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2025年3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在这起案件中，赵某和成某某二人构成的罪名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旨龙提到，“开盒挂人”的行为从刑法学的角度讲，会因具体实施方式的不同，可能涉及多种不同的罪名。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寻衅滋事罪、侮辱诽谤罪等。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相关法律学者表示，在法律责任方面，即使不是最初的“开盒”者，转发、评论或二次传播他人隐私信息的，也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外，一些“开盒”事件中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若他们已年满16周岁，同样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几年，随着“开盒”和网络侵权事件频发，我国也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去年8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基础性立法文件，首次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含义作出了明确界定。

《规定》中所称的网络暴力信息，是指通过网络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对个人集中发布的，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威逼胁迫、侵犯隐私，以及影响身心健康的指责嘲讽、贬低歧视等内容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据央视报道，今年5月，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从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平台进一步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同时，召开专题部署会议，要求多家重点网站平台，对照通知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开盒”乱象。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利用“开盒”等方式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涉嫌违法犯罪，性质极为恶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坚持高强度打击和高力度保护并重，着力做好“开盒”问题整治工作，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生态。

5月27日，某电商平台公布《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其中提到，将存在可能诱发“网暴”“开盒”等事件信息纳入“争议”热点研判处置。还将完善防网暴工具，提供“一键防网暴”功能，严厉处置针对热点当事人的“人肉”“网暴”。

在杨佩如的长期坚持下，今年5月，她的被“开盒”维权案终于等来了开庭。那位“开盒”者承认帖子是自己所发，但要求调解。

杨佩如拒不接受调解。对方又以“户籍地法院没有管辖权”，要求案件移交别的法院。移交，意味着法院宣判的时间被拉长。杨佩如倒有些看得开，“都等了一年了，再等半年也无所谓，我现在就希望能有个公正的判决，让这些嚣张的‘开盒’者受到惩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苏靖、高林、苗佳、燕燕、杨佩如、陈鑫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王思思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编辑胡杰校对杨利

看病路上，要陪伴也要规范——陪诊服务行业观察

江苏南京市儿童医院内，患者和家属在候诊大厅等待。新华社发

四川成都，医院导诊人员（右二）向患者解释“一次挂号管三天”惠民政策。新华社发

【记者观察】

“多亏了你啊，不然我一个人得急死了……”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公共大厅，年过七旬的吴奶奶，紧紧握住一名小姑娘的手，眼中满是感激，“下次还得找你！”

一个多小时前，小姑娘帮吴奶奶取号，在候诊室陪她聊天，然后扶着她去做检查、看医生……离开医院前，她贴近吴奶奶耳畔，叮嘱了好几遍医生刚刚交代的注意事项。

小姑娘不是老人的家属，也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她有一个特别身份——陪诊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单身老人（单独居住的老人）达3729万户，占“有老年人家庭户”的21.38%。当他们需要去医院时，谁来陪伴？

陪诊师，近年来出现在越来越多医院和老人身边。不只是独居老人，他们陪伴的，还有异地就医者、无家属陪同的孕产妇和手术患者……

然而，作为一种新型业态，陪诊服务却面临不少隐忧。

医院里的“临时家人”

清晨的北京，仍然透着一股凉意。一迈入医院大厅，身子瞬间暖和起来。陪诊师祁欣将张阿姨安顿在等候区后，轻车熟路地穿梭在人群间，帮她取号、报到……大厅里，人头攒动，交谈声、叫号声和脚步声交杂。

来医院前，祁欣与张阿姨仔细聊过，询问了解她的身体状况和过往病史，并整理好了就医所需的材料。“一些老年患者健康知识比较有限，普通话也不太好，再加上身体不舒服或紧张，很难准确地向医生说明白自己的情况。”祁欣向记者解释，提前准备是为了帮助医生快速高效地了解患者病情。

除了充当患者与医生之间的“翻译官”，祁欣还是患者们的“临时家人”。张阿姨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无法陪同就医，祁欣便在候诊时同她拉家常解闷，就医结束后将用药情况、注意事项、复诊时间等又跟张阿姨嘱托了一遍，才将她送上回家的出租车。

兼职做陪诊师的两年多来，祁欣服务过的患者大多是张阿姨这样的老年人——自己没法独立看病，而亲属又不在身边。“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些患者会比约定时间提早几小时到医院，就是希望能多聊聊天。”祁欣告诉记者，每当患者看完病后提出“再坐一会儿”的请求时，她总会干脆地说没问题。“陪诊不只是带患者看病，做好陪伴也很重要。”

不只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一些异地就诊患者也是陪诊师的常见服务对象。记者调研发现，除了全程陪同就医，陪诊师通常也帮忙代问诊和跑腿，后两类在医疗资源发达地区需求量更大。一些异地患者想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又担心白跑一趟，便请当地陪诊师先拿着自己的检查结果去问问医生。跑腿的服务范围则更广，取报告、取药、送检等均包含在内。

陪诊师刘一一不久前刚替一位外地患者送病理切片到北京某知名医院。这位患者在当地医院做过检查后，希望能得到更权威的诊断。“如果患者自己跑一趟北京，需要花费至少两天时间，以及不菲的路费和住宿费，请人代办便能省钱、省时间又省精力。”她告诉记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指出，近年来，医疗机构通过智慧医院建设、便捷就医数字化转型等，构建了智慧就医新模式，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运营效率，但由于就医新模式存在一定的使用准入壁垒，这在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异地就医等人群中尤为突出，这些人群对陪诊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

记者发现，一线城市如北京半天（4小时）陪同就诊收费为300元左右，二线城市如武汉为200元左右，代取报告、拿药、复印病历等跑腿服务收费为100元左右。陪诊机构较个体陪诊师通常收费更高，服务类别更细分，有机构提供专业医护陪诊服务，其中主治医生半天收费超4000元。

“虽然是付费服务，但陪诊是一份帮助人的工作，不仅需要熟悉就医流程、了解医学常识等，还需要热情和有爱心。”刘一一告诉记者，不久前一位阿姨给她写了一首题为《陪诊师助人为乐见真情》的藏头诗，让她从这份工作中“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野蛮生长的行业隐忧

陪人看病、代人问诊、替人跑腿……近年来，陪诊服务市场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累计注册1048家陪诊相关企业和机构，其中超七成为2022年以来注册。企业和机构之外，还存在大量个体陪诊师。据相关行业研究咨询机构统计，2023年我国陪诊服务人次达434.3万人次，较2022年增长20%。

然而，火热的陪诊服务，却面临着尴尬境地和潜在风险——“身份”不明，标准缺失。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尚未收录“陪诊师”，现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目录中也没有契合“陪诊服务”定义的类别。记者调研发现，陪诊机构往往以“家政”“医疗咨询”“健康管理”等名义注册，不少人以“家政员”“护工”“志愿者”等身份从事陪诊工作。

“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无主管单位。”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目前缺乏明确界定的新业态，服务标准和监管法规也尚不明确，导致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门槛低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陪诊师依靠社交平台自我宣传即可接单。一些机构也只要求陪诊师提供身份证明、年龄、服务地区等基本信息进行审核，然后再缴纳一笔入驻费用即可；如果有医疗背景或相关工作经验会更具优势，但并非必备条件。只有少数机构要求经过面试、线上培训、考证、线下实习等一系列流程，方可“接单”。

譬如，沈阳某陪诊平台对其陪诊服务人员的要求是，必须做到四点：尊重客户隐私，不该问的不问；不能漏项，客户提前列出来要问医生的问题，一定都要问到；医生问诊时要做好记录，回去后摘出重点内容发给客户；不能忘记取药、拿片子、打印检验报告等。

但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仍是陪诊服务市场最大的“槽点”。河南相关部门2024年的一项调查指出，省内陪诊师队伍中有医疗背景的专业人士较少，无法提供专业化咨询服务。

网上对陪诊师的吐槽更是不少：有的陪诊师对就诊流程不熟悉，陪诊时不专心，经常玩手机；还有的陪诊师临时“放鸽子”，还不退订金……还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出“避雷贴”，教大家怎么避开这些不靠谱、不负责的陪诊师。

更有机构和个人打着陪诊的旗号，做“黄牛”生意，高价倒卖医院号源。部分号贩子和“黄牛”甚至假冒陪诊人员，扰乱医疗秩序。

记者在社交平台发现，有用户称提供陪诊挂号服务，“全北京没有搞不定的”。记者询问是否能挂北京某三甲医院热门科室的号，对方回复：“如果不挑的话，主任号是550元，副主任号是450元，不包含挂号费”，并表示“准备好身份证、姓名和电话就行”。

陪诊服务的乱象，在很多地方两会上引发关注。“行业标准缺失，导致陪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不统一，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蒋碧艳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指出，陪诊服务业监管薄弱。有的从业者医学知识匮乏、沟通技巧欠缺，收费项目繁多且透明度低，有随意加价行为。而且，陪诊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责任归属也不太明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王昕在今年北京两会上指出，陪诊服务人员需要接触患者的检查单、病历等敏感医疗信息。“如果缺乏对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监督管理，一旦发生隐私泄露，将对患者造成严重伤害。”

按下规范化的加速键

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这是记者采访时，被提及最多的三个词。

陪诊并不是简单的陪伴，刘一一对此感受颇深。“来咨询的客户患病类型多种多样，眼科、皮肤科、妇科……总会碰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疾病和检查项目，医学知识常常不够用。”她曾就读护理专业，毕业后从事医疗相关工作，但转行做陪诊后，发现自己仍需要更深入地学习。

刚入行时，刘一一曾花钱入驻北京某陪诊机构，希望能接受培训和在此“接单”。机构给她发来三节录播课，内容分别为北京各大医院情况、陪诊师工作详情以及如何接单等。“还是希望有专业可靠的培训课程，让陪诊师能针对性地学习医学知识和沟通技巧等。”刘一一向记者表示。

多数受访者认为，理想的陪诊人员不仅要善于沟通、耐心细致，更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医学知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陪诊师相关的技能证书，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培训机构推荐较多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医疗陪诊顾问证书，以及中医药教育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证书。许多培训机构表示，想入行就认准这些证书，“全国通用，含金量极高，认可度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开展的医疗陪诊顾问职业培训项目，对医疗陪诊顾问的职业定义为：主要为老年人患者、孕产妇以及不便独立就医的人群提供预约挂号、代办问诊、陪同就诊、医嘱解读、检查陪同、送取报告、出入院办理、代办买药等陪诊助医服务。培训内容包括职业道德、计算机知识、卫生健康知识、健康档案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就诊协助等，其中卫生健康知识涉及医学、寻医问药、公共卫生、急救等基本知识。

但是，这样的培训并非“必选项”。记者在调研了解十几家机构的陪诊师入驻条件后发现，大多数机构在审核时并不要求提交陪诊服务相关证书，少数机构也只是表示“有证书优先”。

“一个职业的专业化建设，需遵循制定标准、培训跟进、监管配套等路径。”有专家指出，要让这个新兴行业更职业，必须让陪诊师的“身份”更明确。建议将“陪诊师”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行业标准和培训等方面出台更多细致的规定。

王昕建议，由卫健部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行业准入门槛、从业人员职责及违规处罚措施，并通过职业培训和考试认证发放统一执业资格证书，确保持证上岗，提高服务质量和行业可信度。

其实，不少地方也已开始探索。

2024年7月，上海首批经过规范化培训的陪诊师在杨浦区持证上岗。培训内容涉及就医流程、沟通技巧、风险防控等，考核合格后获得“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上海还制定发布相关标准，对陪诊服务人员的职业要求、工作要求、水平评价要求等多个维度进行规范。

2025年3月，27人获得了由成都市人社部门颁发的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成都在全国率先开展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并建成“成都市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标准化考点”，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化考试，确保陪诊服务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认为，上海、成都等地的探索，为推动陪诊行业规范化提供了借鉴。未来还应建立起统一的行业规范，明确陪诊师的服务边界。

“还是希望未来有关部门能规范这个行业。”在北京做了多年陪诊师的马建满怀期待，“那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提供更好的陪诊服务。”（记者陈海波通讯员何睿薛静迪）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