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究竟建于何时？丨京华物语
“京师广宁门外有招提，曰天宁寺。” 1756年，乾隆皇帝命人大规模整修天宁寺，撰写文章记录此事，并将文字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寺中。在这座位于广安门外护城河西岸的寺庙之中，耸立着北京第一高的密檐式砖塔天宁寺塔——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是中国建筑摄影鼻祖，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考察并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的德国建筑学家与汉学家，长期致力于我国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于1902年跟随德国东亚舰队到达中国，随即便被中国建筑深深地吸引，他领悟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并把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1906—1909年，他跨越中国14个省区，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恩斯特·伯施曼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其会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
在那个时代，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人十分罕见，伯施曼的研究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约30年。佛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伯施曼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伯施曼更喜欢把它叫作宝塔。
早在1937年，《中国宝塔》就已经完成写作。然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得其出版困难重重。1949年恩斯特·伯施曼去世后，手稿也不知所踪。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在汉堡大学发现了部分手稿。经过德国著名汉学家、目录学家魏汉茂的费心整理，时隔约80年后，终于在德国出版。《中国宝塔》是迄今考察中国宝塔建筑内容最为翔实的著作。本文选取了其中对北京天宁寺塔的介绍部分。天宁寺塔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据文中推测，北京天宁寺的宝塔从大体结构上来说属于隋代的建筑，建于公元602—615年间，建筑的层次和外形以及塔上的浮雕则是辽代的杰作。
以下内容选自《西洋镜：中国宝塔II》，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西洋镜：中国宝塔II》，[德]恩斯特·伯施曼 著，[德]魏汉茂 整理，赵省伟 主编，张胤哲 代荣欣 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在北京的西城墙前，伫立着两座大型的宝塔，它们在建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为这座被城墙围绕的城市周边的自然风光锦上添花。这两座宝塔均为天宁式，尺寸大小和结构极为相似，建筑风格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建造于不同时期。天宁寺中的宝塔最初建于7世纪初，现存的这一座新建于1048年，而八里庄塔则建造于16世纪末期。这两座宝塔的确切建造时间可以从各细节处看出，因为建筑形式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
北京城地图中的天宁寺的位置。
天宁寺和寺中的大型宝塔坐落于北京城南侧
天宁寺和寺中的大型宝塔坐落于北京城南侧，外城的西城墙边，就在彰仪门附近。平地上升起一座小丘，建筑群位于层层平台之上。现存的建筑规模很小，却有着显赫的历史。这里的景色也很宜人，站在最高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俯瞰平原以及北京城的风光。原先的寺庙建筑群南侧、直通小丘脚下的平地上有一处广阔的花园，可能是和建筑物一同建造而成的。在小丘正南边的花园中央，两堵墙划分出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大宝塔就伫立其中。天宁寺以北不远就是著名的白云观，道士邱处机曾生活在这里，也埋葬在这里。
北京天宁寺塔，从西便门方向拍摄，赫罗德（E.Herold）拍摄。
天宁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公元471—499年），宝塔初建于隋朝（公元602年之后）。当时，寺院位于北京古城内的西侧。直至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这里还被称作幽州和范阳。公元986年，辽国占领此地，古城被毁，人们新建了一座更大的城池，不过原先的一些建筑继续得到使用。根据这片土地最古老的名称，新城被命名为燕京，寺庙和宝塔紧贴燕京北城墙的南侧，也就是燕山的南侧。这段北城墙位于今北京内外城分界墙的西延伸段。
北京天宁寺的宝塔。
辽国占领这座城市不久之后的1048年，人们在山脚下新建了宝塔，大约就位于辽国皇宫（辽国的南京、析津府）中轴线北侧的尽头。到了金朝时期，城市向东扩张，更名为中都，不过城墙距离寺庙仍然不远。13世纪，蒙古族人占领北京，并于1268—1272年间重建皇城，寺庙中的宝塔就位于城外了，在西南方向见证着城墙与城内建筑的变迁。寺院中的建筑时常新建，但宝塔历经九个多世纪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却没有遭到致命的破坏，仍伫立在此。虽然不断地进行修缮，但时至今日，宝塔仍基本上保持了最初的造型。
北京天宁寺塔，山本拍摄。
通常来说，如此重要的一座建筑物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在风水上也一定有所讲究。尽管一些细节可以作为佐证，但并没有进一步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后面的研究中，按照风水形法，绝大多数风水塔都位于东南方向，但在北京城变迁的各个阶段，天宁寺塔从未立于东南，只在最早的时期曾立于城市的西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宝塔是按照佛教思想选址，古老的寺院位于旧城外一座小山丘的西侧，立于此处的宝塔可能象征来自西域的佛学。
隋朝的都城位于长安，即陕西西安府，至今仍不清楚人们出于哪些原因要将一座如此重要的宝塔建于遥远的北部城市幽州，即北京。通常来说，建造宝塔的前提应当符合一般的规律或政治目的，而当时的燕京这一区域似乎还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可能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
北京天宁寺宝塔，从东侧拍摄。翻拍自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张照片。
孝文帝在幽州（北京）建起了光林寺
在不同的资料中能找到大量与寺庙、宝塔的历史相关的记录，它们源自历史悠久的文献和碑文，我们将其摘抄于此，不做主观评述，大部分是逐字逐句复述内容，只是略有变动。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尽可能筛去相互矛盾的观点，还原历史概况：
1.北魏：
孝文帝于公元494年将都城从平成（山西大同）迁往河南洛阳。他在位期间（公元472—500年），在幽州（北京）建起了最早的寺庙建筑群——光林寺。
2.隋：
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9—600年），寺庙（光林寺）改名为宏业寺，“宏”也可写作“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块刻有秀丽碑文的石碑，不过早已遗失。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将长安的佛骨舍利分赐给全国的31（或51，甚至83）个地区。北京也得到了一个藏有舍利的宝函，并为此建造了一座宝塔，于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将舍利安放于宝塔中。
据推测，这一年（公元615年）最初的那座宝塔（天宁寺宝塔）建造完成。
3.唐：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2年），寺院（宏业寺）更名为天王寺。这一时期的记载中也提到了一块刻有碑文的石碑，同样遗失已久。
根据《冷然志》记载，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人们建造了一座石幢，同年埋于此处。出于建筑风格的考虑，关野贞在《中国佛教史迹》中认定，正是这一年人们新建了现存的这座宝塔（天宁寺宝塔）。这座石幢伫立在明宣宗时期的石碑后面，也就是北侧，可参阅后文1435年的段落。石幢位于宝塔脚下，不过后来也如同石碑一样消失无踪了。
4.金：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天王寺改名为大万安禅寺。
5.元：
寺院毁于战火。1330—1333年，元文宗命人重建寺院。同时，记载中提到了一些消失已久的金、元时期的圆形石碑。
6.明：
永乐年间（1403—1425），明成祖将疆土分封给亲王，寺院也得以扩建。大臣姚广孝（1335—1418）是一名佛教徒，长期禅居于此。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寺庙被修葺一新，更名为天宁寺，沿用至今。宝塔脚下曾有一块石碑上记载此事，如今这块石碑已经遗失，参阅前文1048年的段落。
石碑的背面记载，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50），皇帝曾命人修缮寺庙并将其更名为万寿戒坛。不过不久之后寺名又改回为天宁寺。
明世宗在位期间（1524），寺庙被重新修缮。
（1542）持续三天的大型祭典。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7），天宁寺宝塔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同时在附近新建了姊妹塔——八里庄宝塔。
（1599）为怀缅姚广孝（参阅前面1403—1425年的段落），天宁寺修建起一座别院。
万历年间（1600—1620），宝塔四周还造起了八个铁制三角香炉，1774年时均已遗失。
7.清：
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皇帝命人在宝塔的东南方向树立一块石碑，碑文由一位文官撰写，全文按照著名的董其昌（1555—1636）的书体凿刻。碑文中关于建造宝塔的内容一直追溯到隋文帝时期。
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寺庙建筑群整体进行修缮，其中也包括宝塔。主殿前树起一块石碑，碑文由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以表内心的尊崇。本节末尾将摘录这篇碑文的内容。（1774）《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火珠遗失。因为现存的宝塔上有一颗火珠，说明19世纪时至少还进行过一次修缮。
公元602年三月，人们将舍利安放于寺中
大量的记录证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寺院和宝塔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中一些文章详细记载了舍利到达此处并被妥善安置的经过，宝塔的建造也得益于此。
天宁寺塔。程尧拍摄，2021年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舍利被赐给各地。为此，人们在全国51个地区建造佛塔。三月二十六日，人们将舍利安放于宏业寺中，也就是后来的天宁寺。”文献中首先提到了一个神迹，此事发生在御赐舍利之前：“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天空中落下三十三把剃刀，十分锋利，外形也很独特。僧侣们现在仍使用这些剃刀剃发受戒。”这象征着佛教中的三十三重天，也寓意僧人剃度这一戒律。
北京天宁寺塔顶部分。
关于舍利的关键文章中记载：“释迦牟尼的舍利共有8桶（800或400升），其中三分之一留于人世间。阿育王命人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佛塔，其中在东震旦（在古印度佛教中，中国被称作东震旦）有十九座佛塔。舍粒的数量不计其数。一位名为会的僧人从康国（即粟特）前来，向佛祖祈求了七天，得到七颗舍利。”这是指康僧会在公元247年来到孙权治下的南京。“隋文帝曾遇见一位阿罗汉，这位罗汉给了他一个装满舍利的口袋。昙迁法师数了数袋中的舍利，却无法确定舍利的数量。随后，人们将舍利放入七宝函中分送到31个州，每个州县均为舍利建造了一座宝塔。天宁寺的宝塔就是其中之一。”有些资料中记载的是51个地区。
“一位来自幽州（北京）的佛教徒宝岩禅居于京城（西安府或北京）的仁觉寺中守道。”显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皇帝才赐给北京一颗舍利并供奉于宏业寺中。“石函制作完成时闪闪发光，如同水面一样波光粼粼。它的纹路就像宝石玛瑙一样，光泽如同珐琅，函体通透，散发出紫色的光芒。石函外表面上的图案栩栩如生，有菩萨、围拢在一起的神仙、小动物、狮子和树木，主题各不相同。公元602年三月，人们将舍利安放于寺中，四月开始烧香供奉。灯火照耀着聚集在大殿中的人群。午夜时分，一道巨大的纯白色光芒贯穿天空和地面，在人群上空慢慢地围绕着佛舆散开。”
北京天宁寺塔北侧的局部视图。
寺庙和山丘所处的海拔很高，四周空旷，山涧好似一条彩带围绕着它们。开皇末年，公元600年之前不久，在舍利被送到寺院之前，山上经常发生塌方和地震。但是新建成的宝塔似乎镇住了这一区域，山体停止了震动。以前北京地区多次发生地震，直到几个世纪前仍发生过几次。在公元600年，隋文帝废除了长子的太子之位，转立次子的那一天恰巧也发生了地震。
北京天宁寺塔的正面图。
值得注意的是，传言称天宁寺所处的小山丘与这些震动有关，而宝塔具有平息震动的力量。这种传言可以追溯到隋朝时期，并且与风水学有所联系。高延还专门指出，这座宝塔以及后来建造的八里庄塔均位于山涧旁，它从西山而来，穿越平原流入北京，加强了宝塔在风水上的作用，但中文文献中并未特别指出这一点。
在寺庙最昌盛的时期，共有五百间僧侣房舍和七十口水井。百姓经常去烧香祈福，节日里寺庙的香火十分旺盛，就像附近的白云观如今的情形一样。据一封给皇帝的奏折中记载，各种各样的流寇曾来到此地，寺院无法抵抗盗匪，请求朝廷除恶。文献资料中还多次提及古老的记载和遗迹，但它们全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天宁寺中有一个石磬，传说是源自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当人们念经并将抄下的经文粘在上面时，它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直到人们停止念经时声音才会消逝。到了1774年，这个石磬已经遗失。不过在接引佛殿内还有一个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制成的青铜磬，宝塔的东南角还有第二个铁磬。”
《中国佛教史迹》中记录了一座制作十分精美的青铜大钟和一段1525年的长碑文。“此外，宝塔脚下的基坛之上立有八个浇铸而成的铁制三脚香炉，宝塔八面各放置一个。每个三脚香炉都超过一丈，即3.3米高，香炉肚上分别向着八个方位画有八卦图案。这些香炉造于万历年间。”文中也记载，这些香炉在1774年已消失无踪。在宝塔后方的第二座大殿上有一个匾额，上书“大觉”二字。再往后去便是广善戒坛。
接引佛殿紧靠正门的地方摆放着屏风，位置十分显眼，屏风背面挂有一幅宝塔图，高1丈5尺5寸（约5米），其上共有600043个文字。这座宝塔叫做华严经塔。图画的巨大尺寸和文字的惊人数量都表明，这幅宝塔图中的线条和图案全部由文字组成。类似的绘图形式在中国广为流传。人们将经文按照宝塔形状抄在画布之上，使经文和宝塔融为一体。每月的八号寺院都会举办庆典活动，点燃160或360只灯来表达对佛陀的尊敬。
下院也被称为别院，规模不大，是为姚广孝建造的，匾额上书“宗师府寺”。姚广孝在北京的主要居所位于西山的潭柘寺，潭柘寺如今仍香火旺盛，据说寺中有沐浴在圣光之下的姚广孝塑像和画像。
原文作者/[德]恩斯特·伯施曼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
榆林《天净沙》词话
【中国故事】
作者：哲 夫（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多年致力于环保文学写作）
过去和现在
白于山弹琵琶，
唱昏统万城鸦。
无定河边日下，
苍茫图画，
鹰飞羊叫烟迓。
以上这首词，调寄《天净沙》曲牌，说的是陕北榆林市。
说起榆林，人们便会想到白于山、无定河、统万城、镇北台、红石峡，想见600多万亩流沙的恣肆。但奇怪的是，我已经先后三次来榆林，却并没有遇到想当然的风沙。细察后知道，这得益于榆林人近70年来持续不懈的生态治理，在沙漠腹地营造了万亩以上成片林165处，建成总长1500公里的4条大型防护林带，以绿色的羁绊止住了毛乌素沙漠攻城略地的黄色脚步。全市林木保存面积从1949年的60万亩提高到现在的2157万亩，林木覆盖率从0.9%提高到33%。治理沙化面积2.44万平方公里，境内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或半固定。
历史上饱受风沙之苦的榆林市如今已经成了塞上绿洲，穿城而过的榆溪河静静流过市区，两岸杨柳葱郁，碧波荡漾，鹭翔鸥飞。大片的红碱淖波平如镜，游人如梭。沙尘天气已由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每年20多天减少到不足10天。陕西绿色版图因此向北推进了400余公里，成为我国第一个完全固定了流动沙地的省份。2018年在榆林举行的“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上，国家林草局领导这样评说：“中国的治沙就是从榆林走出来的，目前仍然对全国防沙治沙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前年我随陕西摄影界朋友从白于山溯源，遥想大夏国王者赫连勃勃佇马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的无定河昔日胜景，后来却被流沙吞噬，成为荒漠中草木稀疏、兔跳鹰飞、牛嚼羊啃的白城子。但近年来，这里植被恢复良好，我们路经之处，渐行渐入旖旎光景。
这些骄人风光的背后，有太多沙区人的故事。
插图：郭红松
好大一棵树
黑石红淖丹霞，
北台南塔东洼。
碧影蓝波翠稼，
青袍绿褂，
给毛乌素披挂。
这首词，不改曲牌，还填上一个调调，个中情肠，容后道来。经营林木，最是忌讳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好大喜功，蔑视细部。却说西部大开发时，湖南卫视做了一个名曰《西部正年轻》的节目，嘉宾邀请了我这个作家，还特地邀请了来自陕北榆林的“好大一棵树”。
这株树从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走入了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罗布泊南库姆塔格、库木库里、鄯善库姆塔格、阿克别勒库姆等新疆主要沙漠，目的是想要告诉人们绿洲的由来：无论多么巨大的树，一株是不够的，要引朋呼类，使之成林。还有就是，大开发不能变成大开挖。
这株树有许多响亮的名字。成阵列伍的有水河女子民兵治沙连、靖边县杨桥畔镇、榆阳区蟒坑等。具体翘楚，挂一漏万，有李守林、詹立武、牛玉琴、石光银、张应龙、杜芳秀等。他们或她们都是枝叶离披的大树，都有细节不同但情节相似的栉风沐雨的故事。
这株从定边县挪到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靖边县金鸡沙村的树，住进沙窝里，人背驴驮，挑水浇树，在承包的荒沙上种活了树，从最初的1万亩变为现在的11万亩；34年里总共筹资860多万元植树2800万棵，使不毛之地变成了一片人造绿洲，成为靖边县北部一道绿色屏障，根深叶茂。
“没念过书，不识字，加减还能算，乘除就算不来了，上榆林开会去，不会写名字，不知道哪个是男厕所，哪个是女厕所，那阵可闹了笑话了。”
“以前不和干部打交道，没想到后来和那么多领导干部握过手、说过话。”
“以前最远就去过镇上，靖边县城也没去过，没想到后来去了榆林，去了西安，还去了北京。谁还敢想着去北京开会呢？”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本分做事、教育儿女、勤俭持家，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变的。”
34年后，这株树已经不局限于只是让沙漠绿起来，还想立体发展，从买树苗栽树到卖树苗挣钱，组织村民栽经果林，种大棚瓜果蔬菜，圈养家禽，办农家乐餐饮业，因地制宜做沙雕，招四方游客来家乡参观游览、避暑休闲、采摘果蔬，让沙地由绿变富。
《好大一棵树》唱道：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如今，好大一棵树已年近古稀，却依旧云淡风轻如她的姓名：牛玉琴。
樟子松二代
非天能净风沙，
拜托四野人家。
自驾轻车怒马，
福泽在胯，
夹稳大漠西夏。
这首词仍用老调，却要抖一个包袱。曲牌《天净沙》属于越调，又名《塞上秋》。以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最有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曲被誉为秋思之祖，妙处不说自明，笔者想说的是《天净沙》这个曲牌：天真能净沙吗？
联合国早就给出了荒漠化形成的缘起：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土地发生了退化。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100多个，荒漠化以每年一个爱尔兰的面积扩大，全球1/5人口，1/3土地受到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天若想净沙唯有借助人，拜托类似李守林、詹立武、牛玉琴、石光银这些人领着家人或村人多多种树。种什么树？植什么灌？栽什么草？个中有不少讲究，丝毫马虎不得。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沙地植物园，便是这样一个机构。
红石峡位于榆林市城北3公里处，峡谷长约350米，东崖高约11.5米，西崖高13米。凿石为渠，引水西下与无定河合流的榆溪河，穿过青翠峭拔的两岸峡谷直达城西。红石峡东西崖壁多有历代驻守榆林的文人武将的题刻，由此可见榆林“九边重镇”的过往辉煌。
沙地植物园紧连红石峡西崖，始建于1957年。过去这里全是流动沙地，植被盖度不到3%，植物种单一，只有沙蒿、沙柳零星分布。全园共搜集世界各地85科300多个植物种，其中人工栽培种230种，天然种74种，迄今还保存有1964年从西北地区引种的樟子松人工林，包括油松、云杉、杜松、圆柏、刺槐、紫穗槐、花棒、白柠条、沙打旺、踏郎、侧柏、沙地柏、长柄扁桃、桃叶卫茅等10多个林草植物种，已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1万多亩流沙全部改造为固定沙地，植被盖度达到85%以上，兔奔雉飞狐突，形成了丰富的动植物群落。
“飞播治沙我们搞得最早，效果也最好。还有樟子松引种造林、沙地植被建设等一大批研究成果，都是先在这里种活，再引种到各个沙区，这样能少走弯路，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沙地植物园负责人罗社强是林业二代，1964年引种的枝干笔直的樟子松，便受到过他父亲汗水的滋润，已有海碗粗细，长得像他一样精神。
“过去是人工引种，现在已经开始自然繁育，你看这些松塔落地长出来的樟子松幼苗，已经有上百株了，我们见一株围起来一株，精心照看当宝贝养着，因为人工培育，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自然繁育来得好，这是土生土长的樟子松二代……”
他屈胯俯首，指点我们看一株刚出土不久的娇嫩樟子松幼苗。樟子松原籍黑龙江大兴安岭，属常绿乔木，最高可达30米，胸径可达80厘米，是大兴安岭镇林之宝。榆林过去没有樟子松，如今却有了樟子松二代，足以骄人。天不能净沙，得假手于人。人不能靠天，得自驾草木，骑风沙怒马，种福泽于胯下，夹稳了大漠。
沙区人的性格
琴棋诗酒书茶，
楼亭榭馆篱笆。
忠勇淳诚乐哈，
雄关古刹，
燕京牌匾斜挎。
历史上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带的榆林市，近百年间，由于长期人为垦殖和气候演变，全市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北部沙区流沙已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沙区6个城镇412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榆林城曾被迫三次南迁。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日益危重，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高达5.3亿吨，占中上游入黄泥沙量的三分之一。全市仅存60万亩天然林，林木覆盖率只有0.9%，仅存的165万亩农田也在沙丘包围之中。近70年来大规模的“北治沙、南治土”治沙造林运动，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从荒山秃岭到绿满山川的历史性飞跃。这些骄人业绩的取得，除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也不能不说，与沙区人特有的性格分不开。
古称“上郡”的榆林，始于春秋战国，明朝成为九边重镇，有“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美誉，这也是榆林后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因。《明史》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乃慕义殉忠，志不少挫，无一屈身贼庭，其忠烈又为天下最。”
榆林朋友笑说：榆林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这话里的幽默与诙谐以及自嘲，透着榆林人性格中的另一面：乐天达观。治沙人或曰沙区人，举凡是谁，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乐哈天性，正是这种乐哈天性成全了他们的血性和忠勇，使他们锁住了流沙，而且还能与时俱新。我先前来榆林，最大的印象之一是：这座历史上僻处毛乌素边缘的所在，在建设上却一点不输内地同等城市，丝毫觉不出风尘之地的土气和边城的落后，甚至满街设有许多大城市都没有的无人借书亭……
还有，1938年和1939年，榆林忽然来了个大作家。老舍来榆林考察民俗，顺便吃了以光洁个大而驰名的榆林洋芋，品尝了北草地人爱吃的炒米、奶茶、酪饼、酥油、黄米饭，西三边人爱吃的燕麦炒面、荞剁面、羊羔肉、搅团，又寻摸饱餐了一回东南面人爱吃的豇豆钱钱饭、揪面片。子洲“果馅”，米脂“驴板肠”，绥德“黑粉油旋”，镇川“干炉”，佳县“马蹄酥”，榆林“炸豆奶”，神木“粉皮”，清涧“煎饼”，府谷“果丹皮”也在数难逃；羊杂碎、粉浆饭、拼三鲜麻汤饭，也品咂再三。过后给榆林简约而生动的定位：“城扁街宽”“坚厚城垣”“具有北平的局面”。
从此，榆林人谝完明清的骄人，必啦呱小北京的乐哈。
没故事的故事
自成胜败浮夸，
献忠骄妄成瑕。
卜筮摇签算卦，
伊虞侬诈，
如今仍会招骂。
榆林治沙70年，主要经验是坚持适地适树，注重树木合理配置，合理营造乔、灌、草混交林，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兼及其他。沙区集中推广樟子松百万亩是最为得意的一笔。
在无边苍翠的万亩樟子松瞭望台上，文质彬彬的榆林林业局总工郝文功介绍了万亩樟子松林场罗向军场长，他也这么说：这是我们榆林的樟子松！
似乎樟子松也罢，其他引进的植物也罢，一旦在榆林的沙地长久成活，便改变了原有籍贯和属性，刻上了榆林的标记，具有了和榆林人一样的淳朴和乐哈的性格。但要是一本正经地继续和他们聊下去，他们便会忽然嘴拙起来，尤其是说起自己的好来，个个都口羞得紧。
我让他讲讲种树的故事，他反问我：“种树能有啥故事？”我问他：“种树苦不苦？”他笑说：“不苦！”我诱导他：“讲一件你难忘的事。”他把一位年轻的护林员介绍给我：“过了就忘了，你问他，他是护林员！”我便和护林员聊。“风里来雨里去，羊啃树怎么办？”护林员笑：“没有的事，羊都圈养了，不圈养也不敢啃树！”“砍树有没有？”护林员不屑：“现在这号人已经没了！”“这么大一片林子，就你一个人看，能看得过来吗？”“每天开上车来看一看，看完就开车回去。我自己的车！”“遇上野兽怎么办？比方说遇上狼？”护林人笑：“没狼，有兔子，和野鸡！”“有没有野猪？拱树苗？”“哈哈，我还没见过有野猪呢！”
他们觉得个人那些故事根本就不是故事，太过琐屑，都是本能使然，跟寻常的喘气、吃饭、喝水没什么区别，谁还会留心去记某次喘过多少口气？喝过多少口水？吃过啥饭？如同日子即过即逝，好似鸡毛蒜皮随风而去，压根就没有往心里去过。偶尔有人问起，慌慌地往心里一看，空茫茫，什么都没有。只有米脂县的英雄李自成，定边县的豪杰张献忠等，才配得起在榆林老乡的记忆里烟望雾视，载沉载浮。所以，有故事的人和没故事的人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
地球村里桑麻
地球村里桑麻，
齐根共树同花。
尘起榆林远嫁，
缠绵潇洒，
多情拉美欧亚。
那天到榆林，先去沙地森林公园，看新落成的榆林林业展览馆。展览馆整体建筑仿佛相连的五片绿色树叶覆盖在荒漠，宛若一只撑开五指的劲节而黝黑的大手遮住了沙化，更像一只神话传说中四肢匍匐的神龟镇压在毛乌素之上。
总面积3528平方米的展览馆，从1958年尝试飞播治沙并建成全国沙漠地区第一个飞播试验区开始，说到几代人对治沙的坚持，吸引了美国、俄罗斯、德国等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的眼球。中国榆林人70年治沙取得的骄人业绩，使全世界看到并相信，如果世人都像榆林人这样，地球向绿色逆转将成为可能。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地球上一个高频词并持续发酵。
是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地球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生态环境越来越困窘，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刻不容缓。如我在这首《天净沙》中所述，世界各国千叶离披，花果不同，但须根却都扎在同一个地球之上。不要以为榆林治沙与欧非拉美没关系，沙尘如同嫁娘一样，缠绵多情，会随风而起，漂洋过海去寻你。
上回无定河溯源，我还去了榆林市靖边县东南22公里处，看了苍山环抱绿水萦绕方圆上百公里皆被红砂岩覆盖的龙州丹霞地貌。榆林盆地埋有一种在内陆盆地沉积的红砂岩，黄土崩塌，红砂岩被流水切割侵蚀，被风力和雨水冲刷剥离，形成丹霞地质遗迹，视觉效果震撼，被称为中国的波浪谷。各种纹路分明层次不同像波浪般隆起的孤峰、奇岩、怪石，如兽头，似流水，状云朵，若陀螺。而说到底，所谓丹霞地貎，其实是水土惨烈流失的产物。
正是夕阳西下时，色彩与光影在无声地诉说，诉说物华天宝的疮痍，诉说沧海桑田的变迁。荒旷沉寂的山谷、浓艳如血的砂岩，在晚霞映射下从不同时空角度，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人类想象，抖擞造化漫不经心的粗糙和神工鬼斧的精细，炫耀自然惊世骇俗的狂暴和潜移默化的耐心。
人类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以野蛮、战争、掠夺为代价的，说穿了，是一部你争我夺的争霸的历史。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迄今为止还是人类唯一可以自救的挪亚方舟，小而脆弱，很容易被无度的需求和贪婪的索取伤害。为策万安之计，唯有寄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成功。唯有寄望于《天净沙》，不仅是一个寓意曲牌，更是一艘天造地设的方舟：
孑孑时走云侠，
茕茕光射星葩。
休数秦砖汉瓦，
慈航有价，
方舟不是神话。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3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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